“為官不為”是一種變種的、隱性的、潛在的腐敗。有人形象地描摹為：“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裝聾作啞；“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動，甚至推而不動；“太極型”——有問題左躲右閃，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劃型”——用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說唱型”——動口不動手，務虛不務實。
為什么會這樣呢？一是“無心”，在某些部門，“苦干不如巧看”之風盛行，無論初出茅廬的新秀，還是久經沙場的老手，不是千辛萬苦“學做事”，而是千方百計“學做人”。于是，不管誰來辦事，端茶讓座，好不熱情，一碰實質，就王顧左右，揣著明白裝糊涂，讓服務對象有苦難言。二是“無膽”，一些干部感到要求嚴了、約束多了、責任大了、風險高了，面對風險挑戰，畏首畏尾，怕失誤被問責。于是，說話“圓滑”，辦事“謹慎”，想方設法避事免責，最典型的就是“只當和尚不撞鐘”，不敢擔當。三是“無能”，一些干部習慣于混日子，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擔糠，又不思進取，腦子不想事，心里不裝事，坐而空談無人能比，臨機應用百無一能。于是，面對新常態，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
凡此“為官不為”者，貌似不爭權、不爭利，甚至以清廉自居，但與黨的宗旨背道而馳、與人民群眾期盼格格不入。“為官不為”多以偽裝的面目示人，頗具隱蔽性；這種懶政怠政情緒極易引起相互觀望、彼此效仿，傳染性很強，導致一些地方或群體內系統性不作為，害莫大焉！為官不為導致錯失機遇，形成了阻礙改革深化的“延時效應”。如果說貪腐者設置“利益藩籬”，成了深化改革的“攔路虎”；那么，“為官不為”則是延誤改革、遲滯發展的“絆腳石”，對黨的政策及其執行實效形成了“負向對沖”。為官不為還稀釋反腐紅利，給人造成錯覺。隨著反腐力度加大，有的禮不收、飯不吃，但該做的也不做，該協調的也不協調。令人民群眾產生反腐遏制了亂作為，卻又助長了不作為的誤解，對黨的形象再次造成損害。
干好干壞是能力問題，干與不干則是態度問題。人們可以寬容工作失誤，卻不能原諒不作為、慢作為、假作為。為此，就必須嚴明黨規黨紀，保持正風肅紀的定力與震懾力，掃蕩“為官不為”之歪風邪氣，弘揚“奮楫爭先”之清風正氣。
對此，有必要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同時加強監督問責，“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以往的考核評價機制和監督問責制度，對不作為這種“隱性”失職界定不清、重視不夠、監督不嚴，導致“庸官能混，懶官能撐”；問而無責、考而無據，使問責和考核常常流于形式，致使為官不為問題蔓延。根除為官不為毒瘤，當務之急就是通過改革完善制度機制，劃定“行為紅線”，充分發揮考核與問責的導向、激勵、約束、懲治功能，讓會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壞事的進去。
當下，應特別警惕反腐與正風肅紀“臨近拐點論”“影響發展論”“打擊過頭論”等錯謬認識，必須利劍高懸，震懾常在，馳而不息。堅持嚴懲腐敗分子與保護干部干事相結合，把工作失誤與失職瀆職、一般過錯與違法亂紀嚴格區分開來，旗幟鮮明地支持實干者，保護改革者，寬容失誤者，追究誣告者，嚴懲腐敗者；堅持查糾用人不正之風與樹立正確用人導向相結合，對不負責任的及時問責，對不稱職的堅決調整，讓“為官不為”沒有市場，讓“平庸之惡”無以藏身。（吳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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