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扶貧辦近日下發了《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要求對貧困戶和貧困村做到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
年年扶貧年年貧，扶貧究竟難在哪里？
首先是對象識別很難。做一次全國性的貧困對象普查雖然有效，但成本太大。目前全國采取的方式是按2011年人均每年2300元的貧困線，即按照13.4%的貧困人口比例，下達指標到村里，再由村里上報具體扶貧對象。這樣，雖然整體上大致知道有多少貧困人口，但具體是誰、貧困原因、自身條件、脫貧意愿等信息都無從而知，于是很難制定相應脫貧策略，精準扶貧。
另一個難點是扶貧資源如何下到最基層的問題。以往眾多專家批評政府不放權。然而，研究發現，分權的最大障礙并不在于政府，相反，在于農村，在由基層精英組成的利益結構。他們一方面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與農民討價還價，建立權力和利益空間，另一方面，代表農民與政府協商，獲得更多的扶貧資源。
對于這些扶貧資源，如果簡單地認為是貪污或者腐敗了，那也是不負責的。在基層管理中，對于這些外部資源，基層精英們一般會優先分配給“自己人”，這些人包括親戚朋友，也包括支持他的選民。但是，出于長期管理和不要“授人以口舌”的考慮，也同樣會分給其他村民。對于一些意見較大的貧困戶，他們一般采取“輪流來”的安撫措施。“今年給你，明年給他”，顯得不偏不倚。于是，扶貧資源成了一些人在農村尋求其政治合理性和“雙向代言人”身份的有力工具。從而使得原本僅能扶持少數貧困人口脫貧的扶貧資金，成了“一碗水，平均灑”，窮人依舊窮，富人也不過占點小便宜而已。
解決這一核心矛盾的關鍵，還是建立分權式的使用、監管和考核制度，讓扶貧資金的使用、監督與經營主體分離。在農村，村委會對于貧困戶的識別、致貧原因的分析還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權力和利益過于集中，這樣的資源產生了異化。可以采取第三方機構的方式負責扶貧資金管理，在村委會的指導下和監督下，精準扶貧。
當然，單純依靠國家的補貼，并不能解決精準扶貧的問題。如果說扶貧資源是外力的話，那么，在外力的基礎上，還要激發貧困戶脫貧的內生動力，建立起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鼓勵農民就業創業，哪怕是承包一個高效設施大棚的創業，一年也能收入過萬元，實現脫貧。現在，很多地方在創新扶貧資金使用方面作出了積極探索，包括政府購買社會服務、扶貧資金入股整合社會資本參與扶貧等等，巧用，活用扶貧資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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