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發展不均衡，中國依然存在著三大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差距。
其中城鄉差距更宛如橫亙在全民共富道路上的第一鴻溝。
長期以來，社會主流觀念認為收入分配是城鄉差距的主要推手。
國家統計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農村居民純收入791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0:1，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這已是10年來的最低值。
縮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近些年中央政府一系列惠農政策發揮了關鍵作用，二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城市，在現代制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中分享發展紅利。
從1990年到2008年，農民的工資性收入比重從20.2%上升到40.9%，農業收入比重從66.4%下降到38.9%，工資性收入已成為推動農民增收的最重要力量。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2.5億農民工相對于從事傳統農業種植的人口勞動附加值有所提升，但由于當前重資本、輕勞動的思維根深蒂固，甚至已經滲透至政府部門的日常管理執法中，雖然這些年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制度法規在完善，但在收入分配環節博弈能力嚴重不足，加上自身技能越來越難以適應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要求，因此收入增長的幅度并不理想，反而每到年關，各類神奇的討薪大片會在外來務工人員集中的城市頻頻上演。
數據顯示，最近10年，我國每天消失80個村落，城鎮化率每年都在以1.36個百分點的速度穩步增長，城鎮化率已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未來這樣的場景會在相當一段時期成為常態。
隨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推動新型城鎮化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之一，加上三中全會明確城鄉土地同地同權，無疑會加速農村土地自由流轉，助推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從土地解放出來，成為城市新市民。
這為徹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一是傳統農業升級成為現代農業有了可能，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
于是，長期潛伏在城鄉之間最可怕的鴻溝將日益顯現。
中國社科院近期發布的2014年《社會藍皮書》中顯示：2012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和新農保的參保率分別呈上升趨勢，其中，城鎮職工人均養老金水平已達2.09萬元，新農保為859.15元，兩者養老金水平相差24倍之多。
必須承認，近些年來各級政府在完善農村社保方面付出了持續而有效的努力，建立健全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低保等，但依然存在著項目不全、覆蓋面狹窄、保障水平低、社會化程度低等難題。
過去，農民對社保問題遠沒有收入問題敏感，主要是因為手里有土地，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他們逐步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卻無法在那里享受到公平的社保。
專家尖銳地指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2.57%，但只實現了35%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但如果將2.5億左右的農民工納入城鎮基本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并軌，那么僅城鄉養老保險并軌過程中總的資金缺口就會高達30.69萬億元，其中企業需要承擔23.22萬億元。對于處在經濟下行周期、升級轉型壓力巨大的企業來說，這是不可能承受的支出。如果依賴財政吃緊、債臺高筑的地方政府，更是紙上談兵。
城鄉收入差距除了有歷史欠賬的原因，更多的是在城市化、市場化過程中形成的。
好在中央政府執政的核心是民生，構建公平公正、城鄉統一的社保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比如到今年為止城鎮退休職工已經實現十連漲，社會各界關于養老并軌、公平醫療的呼聲也在獲得決策層更加積極的呼應。
至于巨大的資金缺口，一方面有賴于各級政府承擔更多責任，加大投入，并從央企國企征收更多稅收充實社保賬戶，更關鍵的是未來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設計，廣開融資渠道，其中重點就是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用市場化手段來盡可能調動一切可以完善社保的力量。
當下，健全統一的城鄉社保才是城鎮化順利推進的保障，也是彌合困擾中國社會多年城鄉差距的基石。一句話：彌合城鄉收入差距需要法治健全的勞動力要素市場，而消除社保鴻溝卻有賴于高效積極的政府意識和措施。(石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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