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周文彰感慨“每年受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干部已經超過礦難人數。領導干部已經成了風險最大的職業。”（12月19日《北京青年報》）

　　周院長此言的意思我們其實都明白，不必過分解讀。但是還是要說一句，“做官有風險”并不是個嚴肅的說法，拿這個風險與礦難作比較，更是極為不妥。

　　有幾個概念必須厘清，即做官與做好官、做貪官。從邏輯上講，后二者被包含于前者，它們并不能混為一談。如果用做貪官的風險去代替做官的風險，顯然是偷換了概念。這是因為要想推出做官的風險很大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即貪官在官員群體中占到大多數，而且貪官受到處分的概率很高。這樣看，做官風險大更多的時候是站在貪官的角度看問題，這個角度一旦沒有清醒的認識，容易被人默認為“當官就得貪”。

　　至于將做貪官的風險與做礦工相比較，更顯得無厘頭。礦工與官員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職業，工種性質決定了二者職業風險的不同，單純從被處分官員數量與礦難死亡人數之間進行比較，不但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反而會引人追問：你是覺得貪官太多，還是認為礦難太少？

　　更值得一提的是，二者的風險性質有著本質區別。貪官的風險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而礦工的風險則是迫不得已。貪官連和礦工比職業風險的資格都沒有！（鄧子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