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可能出現的困境，實際上具有同源性——無不反映著軍事干預的有限性。軍事干預不是恰當的國際事務語言——它只是恰當地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當代危機的不適應性。
在敘利亞化學武器襲擊事件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后，美國軍事打擊敘利亞的時間窗口似乎也將隨時到來。8月25日，美國防長哈格爾在馬來西亞“美軍完全準備就緒”的表態，仿佛坐實了攻打敘利亞的可能。但實際上，盡管奧巴馬宣稱敘利亞關系美國的核心利益，而美軍也已磨刀霍霍，但是，在政治層面的準備還未完成的情況下，踏進敘利亞的泥潭，對于美國意味著風險還是收益還遠談不上明確。因此，在尋找到恰當干預模式之前，美軍攻打敘利亞還不具有必然性。
從政治層面看，與哈格爾的激進表態相反，包括奧巴馬本人在內的華盛頓決策圈，近來實際上已經轉了口風，開始強調“美國行動應該作為國際社會共識的組成部分”。這實際上是為美軍行動設置了前提。而顯然，在俄羅斯持堅決反對態度的情況下，在聯合國安理會框架內調和國際社會的立場遙不可及。
如果避開安理會平臺，選擇其他“國際社會”框架取得攻打敘利亞的法理性，美國只能依靠北約和海灣國家。然而，目前北約內部尚需進一步協調：鑒于9月即將舉行大選，德國的態度遠遠比英、法、土等國謹慎得多。而海灣國家的支持則包含明顯的宗教派別考量。凸顯這種考量，攻打敘利亞可能將過多浸染宗教戰爭式的色彩，而弱化“防止人道主義危機擴散”這面大旗。
政治層面的為難還在于，埃及正在上演的轉型悲劇，已經對2011年以來歐美的積極干預政策提出了警告：推翻一個強人不代表秩序的恢復。而敘利亞內亂的進程證明，迄今為止找不出足夠讓西方信任的政治新人。如果政權的更替導致的是新的混亂局面，美國聲稱的核心利益反而可能加快流失。目前在美國國內已經占據絕對多數的反戰民意，就可能演化為奧巴馬的政治危機。老布什和小布什的前車之鑒，所在不遠。
但是，政治場面的難題不足以完全阻止美國放棄軍事干預敘利亞這一選項。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畢竟是奧巴馬給敘利亞危機劃出的紅線，而這一紅線已被突破。無論聯合國調查的結果如何，無論敘利亞敵對雙方誰是始作俑者，這一事實已經存在。僅從捍衛美國在中東的權威這一角度出發，奧巴馬也需要有所表現。在外交層面不可能取得進展的情況下，有限打擊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有限打擊可以避開聯合國安理會的“掣肘”，具有更大的選擇余地。這也是最近十幾年來美國軍事干預的主要途徑。而這其中，包括了索馬里模式、科索沃模式和班加西模式。索馬里模式是美軍單邊行動模式，也是啟動成本最低的模式。按照美國《戰爭權力決議案》，美國總統有權發動60天內的戰爭。但這種模式的風險顯而易見——任何戰場變化都會成為美國政府危機。這正是索馬里黑鷹事件的前車之鑒。從控制政治風險的角度考量，即使奧巴馬想強調紅線不得突破，也不會采取這種風險自擔的模式，而至少選擇在國會得到授權承擔風險。由于美國國會9月9日復會，因此這段時間正好可以等待聯合國調查報告。
而科索沃模式和班加西模式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是以北約聯軍的名義參戰，不同之處是，在科索沃只采取了風險可控的空中打擊，在班加西則是最初的猶豫后派出了地面部隊。如果美國確實需要作出反應，科索沃模式或許最可取。
但即使找到了風險可控的干預模式，其效果也是可疑的。如果敘利亞內戰雙方均使用了化學武器，軍事干預該如何選擇打擊目標？假如行動只針對政府軍一方，那么其用兵的法理性依然會受到懷疑；如果不得不建立中立區，則必須派出地面部隊，這對于仍處在經濟考驗中的可能參戰國來說，同樣會遭遇國內壓力。
種種可能出現的困境，實際上具有同源性——無不反映著軍事干預的有限性。軍事干預不是恰當的國際事務語言——它只是恰當地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當代危機的不適應性。 徐立凡(北京 學者)
（原標題：美軍攻打敘利亞概率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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