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初，廣州楊箕村的“釘子戶”被拆除了。從2010年4月，楊箕村公布城中村改造方案至今，一波三折，持續三年的“拉鋸戰”終于告一段落。這場被稱作是“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拆遷”，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對城中村改造，對村民自治，都有諸多借鑒之處。
新京報約請知名記者、主持人柴靜撰寫“記者手記”，2013年1月28日，她主持的央視《看見》欄目曾推出報道《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拆遷》。
同時，專訪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教授對楊箕村拆遷這一案例進行分析。
一起原本簡單的“拆遷談判”，是如何一步步被推向“下游”的？
■ 觀察
逼向下游的談判
1
我們到楊箕村的時候，兩輛挖土機正在挖兩米多深的壕溝，黃泥水把僅剩的幾棟留守戶的房子隔成一個個孤島，電線剪斷了，水管也被砸漏了。挖土機邊上看守的人說得很清楚，就是要逼里面的人出來“因為我們沒活路了”。
我們踩著很深的泥，繞了半天彎子才接近里面的樓，留守戶中，有一家男人兩年沒有下樓了，宣稱樓口綁著炸藥。另一戶引著我去他房子里看，每一層水泥樓板，都用滾木和鐵鏈做成防護網，養狗看護。外面挖土機邊上，大錘正在敲打隔壁的墻，每敲一下，我們站的地板就震一下。
以往采訪拆遷選題，這種對峙常見，但通常發生在政府或開發商和農民之間。我之前從沒遇到過沖突雙方是村民，而且這個有800多年歷史的村莊，多是宗族血親。
楊箕村四千多人，99%以上的人已搬走兩年，只因幾戶留守不拆，無法建房回遷。有一百多位老人在等待中死去，孩子上學困難，在外租住貴而遠，對峙日漸升級，直到發生肢體沖突和流血事件。一千多位遷出村民在留守戶門前集會，老人小孩子拉著橫幅站在樓下，一位老太太對我們說“我舉雙手雙腳支持強拆。”
2
4年前采訪農村土地問題時，時任中農辦主任陳錫文說，中國的農村村委會，應該漸漸褪去政治和經濟功能，實現村民自治，農民可以成立經濟聯合體來解決自己的經濟事務。
我對這樣的中國鄉村沒有經驗，直覺認為“娜拉出走”是解開束縛，但不清楚這之后會具體發生什么，楊箕村讓我看到門推開之后發生的事情。
廣東改革先行，這個村莊1999年已經撤銷了村委會，改由股份合作經濟聯社管理村民的經濟事務。這也是為什么這次村民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時，甲方不是地產商，是村莊的經濟聯社，安置補償方案也由聯社主導，拆遷是舊城改造，沒有貨幣補償，拆一補一，遷回來就是，違章建筑的面積也折算材料費補償，誰先搬誰先挑房，前期村民搬得很積極。開發商在大半年后，通過招標拍得這塊地皮時，95%以上的村民已經搬出。
這時這場看似自主的拆遷卻搬不動了。
留守戶中有個代表叫李健明，他說堅持不搬的主要原因是程序違法，拆遷這么重大的事情，應該由全體村民表決公共事務，而不是開個股東會議由69個代表決定。
村經濟聯社的董事長拿出一個本子證明有全體村民表決結果，我看了一下，只是村民參加拆遷動員會的簽到。問表決的方式是什么？她說當時有區領導坐在臺上，“我們在臺上說，貼出來的城中村改造的方案就是這樣，有沒有意見你們去反映。就這樣叫他們提意見，沒人說出聲。”
我問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技術性程序，讓每個人都有一個明確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
她說“四千七百個村民怎么去表決啊？”她認為有市里的試點文件和區政府領導主持的動員大會就夠了——這位董事長之前做了二十多年村支書，村委會撤銷后，多年管理的習慣還在。
“這個事先的程序可能會很困難，但是如果沒有這個表決機會的話，后面帶來的時間可能會更長，更復雜，對不對？”
她說，“反正不到一個月，99.5%的人都簽了。”
結果，就是這剩下0.5%的人，達不成共識，使整個拆遷不可能完成。遷出的人的房子為趕進度已經拆了，一點回轉余地都沒有了——為了追求效率而形成的僵局，效率往往是最低下的。
3
李健明并不道德化自己的維權，他承認現在的對峙就是“利益博弈的一個方式，大家心里都清楚。一天不拆，利息損失就比給我賠償還要大。”
楊箕村在廣州最繁華的中心商務區，他認為應該按市場價來計算自己的房子價值，“我一瓶冰紅茶值三塊，憑什么一塊五賣給你？”加蓋的違章建筑當年是用來出租的，他覺得賠償低了，“憑什么你當年收我出租的稅，現在不承認這個面積？”
已經搬走的村民批評留守戶綁架所有人，漫天要價，經濟聯社負責人也滿腹意見：“可以給利益給你，但是你不能這樣，你要一千萬，少了一分都不行，那怎么可以？我們99%的村民回來鬧事怎么辦，怎么處理？”
搬走的村民范偉忠是李健明的小學同學，晚上深一腳淺一腳去了他家樓下，想談談，李健明沒開門，站在窗口說“我知道你不會有惡意，只是不方便讓你上來，不知道你是受人所托或者是怎么樣？”
“沒沒沒。我只是覺得大家是同學，作為我自己我等了兩年半回遷，你們沒簽我們就一日不能回，我們就回遷不了，你說是不是這個原因？”
“人各有志啊。你也講不服我，我也講不服你，我覺得，維護我的正當利益不是羞恥啊，不是像很多人認為，阻礙了許多叔伯兄弟，對不起祖宗，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有什么對不起祖宗，沒骨氣的人才對不起祖宗……”
在利益面前，靠血親之情或者同學之誼誰也說服不了誰，只有一條出路，訴諸法律。
法院判決很快，也很明確——此地是舊城改造，涉及公共利益，宅基地的產權為全體村民所有，少數服從多數，留守戶的房子應被強制拆遷。
但2012年5月9日，強拆開始后，被征收戶李潔娥從5樓跳下身亡，拆遷停止。
我問李健明為什么留守戶不遵從這個法律判決？他說，“楊箕經濟聯社把土地倒賣給了地產商，就不存在公共利益了。這個判決不合法。”
楊箕村想開發蓋樓，沒有錢，只能引進開發商。國土資源部同意廣東作為試點推行這一方案，也是考慮到農村財力不足，鼓勵社會資金參與，通過招標方式引入企業參與拆遷和未來的土地使用。
試點之意，是要在現行土地制度下，尋找農村（尤其是城中村）土地開發利用的新方法。但新舊矛盾難以解除，法理上梳理不清，討論不足，一時無法在上游解決問題，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到河中間才發現亂石林立，犬牙交錯。這正是李健明博弈的籌碼，他批評政府的舊城改造文件于法無依，也與現行的土地管理法沖突，司法判決不能讓他信服。
兩方都已下水，身處下游急流，能進不能退。只好血肉相搏，分外慘烈。
2013年1月16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判，但終審判決之后，法院表示，暫不強制執行，將繼續“力爭通過調解去化解矛盾和糾紛”。表面看去，好像是司法軟弱，雙方都認為法律沒有保護自己利益。但沈巋說：“法律不排除談判與調解，尤其在解決歷史形成的復雜問題面前。”
原本應該在上游進行的談判，被迫在下游完成，這是迫不得已的現實，讓雙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繞不開，非走不可，只能回到原點，涉河而過。
4
雙方對峙了這么長時間，一直到我們離開廣東時，李健明與村聯社，開發商和政府，幾方都沒有坐下來談過，不聽對方聲音，只有挖土機的噪音相聞，彼此以“黑社會”相稱。
節目播出后，僵局看上去還是維持了一段時間。近日，留守戶達成一致意見決定搬遷，李健明說決定性因素是越秀區政府主動找他談判——調解的主體是政府，貌似是對市場的干預，但事情的前因由行政力量在上游留下，他們不得不挺身入局，在下游出面解決。
李健明說區政府找他前，看了十幾遍這期《看見》節目，要看他的論述到底是什么。“他們理解我的難處，也尊重我的維權。他們有一句話最觸動我，他們承認我是在合法范圍內維權，他們也有分析為什么法院要判我輸。反正他們有誠意談，我也有誠意跟他們談。”
最終談判的價格沒有公布，李健明只說他接受的補償是“迫于形勢”，離開的村民也沒有因此起風波，采訪時雙方最焦慮的都是自己的孩子，搬走的村民起早貪黑送孩子上學，在沒有操場的小學校寄居。留守戶小孩子的臥室有個大錘砸的洞，她和弟弟每天只看同樣的DVD，沒有電視，線被剪了。在學校沒人理她們，她養了一條小狗，在廢墟上陪伴倆人。
搬遷的村民說：“如果再不默認給他們的好處，我們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個兩年半。沒辦法之中的辦法，你也有小孩，我也有小孩，不需要搞成這樣啊。”
這是一個妥協的結果。但三年后能以相對和平方式結束對峙，避免更多流血沖突已相當不容易。
采訪中沈巋教授說：“民主其實就是一個妥協的過程，要承認大家生活在一起共同生存，各自有不同利益訴求，你承認他的利益的正當性，也讓對方能夠承認你的利益的正當性，從中獲得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或者一個立法，這就是一個妥協。”
妥協不是一個讓人有快感的字眼，但是楊箕村曾經追求速度，在兩個月內拆平1400多棟房屋，創造了“城中村改造的簽約速度紀錄”，日后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假如這不是一場被逼向下游的談判，李潔娥仍當活著。 □柴靜(央視《看見》欄目記者、主持人，2013年1月28日播出《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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