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平縣清繳社會撫養費，為何指向黨員干部職工，是這些人過去因身份原因被“網開一面”，還是因保留了組織處理措施而可以隨時隨意“拿捏”，關鍵時候可以“按需索取”？
媒體報道，河南西平縣所有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和企事業單位有超生子女的黨員干部職工，均需再次繳納高達數萬元的超生子女社會撫養費，據悉總共要征收5個億。當地有人因為承受不了再繳4萬多元社會撫養費的壓力，選擇了自殺。
從西平縣出臺的文件看，此次社會撫養費清查清繳具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是對象上僅限于機關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職工，二是拿不出正規繳費票據的一律需要繳納。這些做法，看似公權力在拿自己人開刀，但于法于理都有說不通的地方。
一方面，在計生法律面前，只有是否違規超生之分，而沒有黨員干部與普通群眾之別，尤其是在社會撫養費征收問題上，國家更是有明確的條件和標準，且明確要求一次性繳納，不允許一事二罰甚至“想罰就罰”。如果說有所區別，體現在黨員干部職工往往還需要依規依紀受到輕則警告、重則開除黨籍或公職的處分。或許西平縣正是把準了黨員干部“命脈”，自恃握有可以處分的“軟肋”，而逼迫黨員干部為免處分而“啞巴吃黃連”，交錢保平安。
另一方面，以是否有正規繳費票據作為“一刀切”標準，法律上也許挑不出問題，但在不規范的計生執法現狀中，這一做法需打上問號。在西平縣，很多人就表示曾繳納過費用但并未收到專用票據，更不用說時過境遷，即使開具了也難以找到。其實，計生收費多存在議價現象，這在執法中也是常態，不開具票據可少交費，在一些地方也是公開的秘密。過去的“糊涂賬”不理，如今又拿有沒有專用票據說事，顯然讓人無法接受。
對于此次清查，西平縣可能需要先澄清一些疑問，比如：此次清繳的執行依據為何是縣委縣政府聯合發文，而不是國家法律法規，征收主體為何是專門成立的辦公室，而不是法定的計生部門？為何僅僅指向超生的黨員干部職工，是這些人過去因身份原因被“網開一面”，免繳或少繳了，還是因保留了組織處理措施而可以隨時隨意“拿捏”，關鍵時候可以“按需索取”？此外，現在突然下大力氣清查是否與財政困難有關，納入征收對象的黨員干部在超生之前或超生之時，有關部門是否知曉以及是如何處理的，是否存在故意“放水養魚”甚或重復征收問題？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絕不是法外之地，不明不白地坐地收錢，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此外，近年來，一些地方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屢屢引起爭議，這暴露出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方面的問題。
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很明確，但對于被征收家庭的收入認定，基層部門卻有著很大的裁量權，這就為一些地方的亂收費帶來了便利。此外，社會撫養費隨上繳國庫，實行收支兩條線，但絕大部分會返還到地方財政，加之這筆費用使用不透明，這就增加許多地方的亂收費沖動。
所以，從根本上解決西平縣這樣對社會撫養費“按需索取“的亂象，必須加快社會撫養費制度的改革，限制基層部門權力，保障被征收人的申訴權和聽證請求權，明確社會撫養費的使用范圍，即必須投向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與此同時，社會撫養費也應透明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如此，才能遏制地方亂收費的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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