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者，公共知識分子之簡稱也。對于這一新物種，我近來頗有些懷疑。
理查德·波斯納曾著專書研究“公共知識分子”，書名《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中文直譯為《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大有唱衰“公共知識分子”之意。波斯納眼中的公共知識分子，是這樣的群體：“許多學者的著作超出本身的研究領域，換句話說，就是以一般大眾為訴求對象。但其中有部分是心血來潮，例如克林頓彈劾案，許多哲學家、歷史學家、法學教授傾巢而出，針對本案高談闊論。整體來看，這些言論的水準實在低得可以……公共知識分子族群發表的評論多半毫無意義，宣示出他們對案子本身的認知膚淺。”
我們身邊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有此特性。他們雖然依托各自專業領域指點江山，但決不受自己專業領域的限囿，對于幾乎所有社會熱點話題，都熱心添一把干柴，加一把光熱，讓火勢更旺。于是舉凡社會眾生矚目事件，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連上帝的橡皮擦都將他們擦抹不掉。有長篇大套的滔滔言論焉，有三言兩語的微博放話焉，隔三岔五就見他們又發表公知高見矣。
平心而論，公共知識分子對于懲惡揚善、激濁揚清乃至引領大眾、啟發民智作用積極，貢獻頗大，確實不可抹殺。波斯納曾言：“所謂‘知識’，就廣義的層面而言，功能包括闡釋解讀、指出同儕的錯誤、呼吁各界重視備受忽視的議題、鼓勵民眾思考等等。”有一些社會丑惡現象，一經他們道出，魑魅魍魎無可遁形，暴露于輿論之下，灰頭土臉，狼狽不堪，事情沒準就有了轉機。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領袖群倫的角色，他們以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推動著社會的進步，這是不爭的事實。相比之下，社會一般民眾，雖可聚蚊成雷，畢竟每一位發言鼓噪者都受到人微言輕規律的限制，難以振臂一呼，生鼓舞士氣之效。仔細觀察，我發現人類大概有期待或者推出領袖人物的天然傾向性，他們甘愿聚集在一些有領袖氣質的人物的大旗之下，一起跳躍歡呼，充當拱衛之士，并且為那些領袖人物說出自己的心聲而狂喜不已。
不過，公共知識分子也有他們的軟肋，他們有些是憤憤不平的知識分子(或許只是知道分子而已)，各種不滿、失意養成他們的仇恨心理，他們從擁擠的網路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博客和微博成為他們的發泄口，他們懂得迎合一部分民眾的期待，用偏激的言論使他們的憤懣得以一瀉千里，并贏取網民的認同和贊許，進而得到溫暖。理查德·波斯納揭秘公共知識分子，語帶諷刺，稱“知識水準并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最寶貴的特質。除了提供知識，公共知識分子的產品還具有兩種功能：娛樂效果與創造認同感。”還有某些公知，在這個過程中虛飄起來，獲得一種虛妄的優越感，竟公然聲稱要為民眾普法，要給百姓啟蒙，不想有時言語失當，反而被網民用言語痛扁，激起滔天的輿論討伐，一天工夫就將其卑瑣打回原形。
如今社會是名聲社會，有了名氣，人名就變成了名人，各種利益紛至沓來。知識分子扮演“公知”，在網上以一種偏激、出格言論博取眼球和歡呼也是一種成名捷徑。波斯納曾言：“最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是所謂的‘專家學者’。他們的事業前途有足夠的保障，收入優渥，衣食無虞……以學者的身份粉墨登場，不論結果是聲譽鵲起或惡名昭彰，反正都是‘成名’的捷徑。”波斯納談到“公知”之害，曾言：“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拋頭露面，憑著學術地位沽名釣譽；整個市場缺乏品質管控的機制，公共知識分子經常發表荒謬的言論，一般民眾的知識有限，根本無法判斷其所言真假，‘理念的市場’亂象叢生、毫無規范。至少從提升民眾公共議題認知的角度來看，公共知識分子可謂信用破產的族群。”
我對于“公知”的懷疑，來自對于某些“公知”私德的了解，他們說的一套與做的一套鑿枘不合，人格頗為分裂，不看他們的私下行為只聽他們的公開言論，卻是人格高尚、熠熠生輝也。此外，我發現一些公共事件中某些“公知”的表現十分耐人尋味，他們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真相不是他們真正所關心的，倒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黨同伐異的勁頭倒是十足。他們沒有包容異見的氣度，要是一旦掌握權力，恐怕如孔子誅殺少正卯，讓輿論與自己一律也。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不過是他們唇上的耐用消費品，鑒于他們的言論對社會進步的客觀作用，他們的雙重乃至多重人格也就沒有必要深究了。
有人譏諷，公知乃“公公知識分子”之謂也。“公公”者，閹人也，暗指所謂“公知”缺乏血性，他們發表言論，雖然偏激，盡管出格(不如此不足引人注目也)，但說什么道哪些，都是小心掌握著分寸，故并不敢真的承擔起言責。這種稱謂語涉惡毒，非某之所敢深知也。
(張建偉，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著有《司法競技主義》、《刑事司法：多元價值與制度配置》、《證據法要義》等。座右銘：“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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