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中國對“腐敗”和“反腐敗”的認識，呈現出一個階梯式的過程。“現在大多數‘裸官’已經出不去了，能出去只是個別現象”，反腐專家李永忠表示，“有關部門對‘裸官’都會進行記錄和采取一定監管措施，現在想跑出去很難了。”（8月2日《第一財經日報》）
即便“大多數‘裸官’已出不去”屬實，但從有效治理“裸官”以及預防腐敗的角度來看，僅止于“出不去”，只能算一個階段性成績，還遠遠不是真正圓滿、具有“大功告成”性質的“裸官”治理成果。很明顯，要想徹底實現對“裸官”的有效治理并避免由此帶來的腐敗風險，重要的，不是僅僅做到“大多數‘裸官’出不去”，而是進一步充分做到“裸官”“裸不了”，讓其難以源源不斷地出現。
要做到這一點，從制度反腐角度看，顯然要有賴于兩個方面制度的構建。一方面是，構建能夠確保讓“裸官”充分、及時暴露，被置于陽光之下的公開監督制度，如包括官員財產、家庭成員狀況在內的信息公開制度。憑借這樣的制度，一旦官員成為“裸官”甚至出現“裸”的苗頭、嫌疑，便能被及時察覺。
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構建能夠徹底杜絕“裸官”可以“裸體”上崗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如明確規定，凡是配偶、子女等主要近親屬已獲得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的官員，一律不得擔任各級“領導干部”，甚至干脆不得做“國家公務員”。這樣一來，“裸官”勢必會徹底失去滋生的土壤，或者根本沒法不被察覺地“裸”，或者一旦“裸”了便無法繼續做官。
盡管“大多數‘裸官’已出不去了”，但目前我們顯然缺乏上述兩方面的完整制度。比如，輿論呼吁已久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仍處于“只聞樓梯響”的“難產”狀態。而在禁止“裸官”做官方面，雖然此前一些地方已出臺過相關規定，如“‘裸官’不得擔任黨政正職”，但這類規定的力度很有限。其一，僅是地方性規定，而不是普遍性制度；其二，禁止的范圍僅限于“黨政正職”，沒有涉及更多的職位。
或許應該承認，“裸官”并不一定等于貪官，但更應該意識到，“裸官”離貪官的距離確實很近、成為貪官的可能性確實很大。針對反腐敗，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作為反腐敗重要環節之一的“裸官”治理，顯然也須遵循這樣的反腐原理。除了讓“大多數‘裸官’出不去”，還應進一步形成“不敢裸、不能裸、不易裸”的全面“反裸”機制，確保將“裸官”也“關進制度的籠子”。 （職員 楚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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