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項目最近再起波瀾。在這種僵局的背后，卻是另一種現實——中國近年從韓、日進口大量PX，且價格也高出國內幾倍，這或許是PX項目雖屢遭民眾反對，但很多地方和企業仍不斷上馬的原因——重化工業的誘惑。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也即是重化工業階段，這是中國作為大國發展經濟繞不過去的階段。而相比輕工業和服務業，重化工業項目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也更嚴重，雖然隨著技術的進步，可以減少對生態破壞的程度，但以目前的技術，要做到完全不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是不可能的。此種情形下，要避免公眾因憂慮環境污染而動輒付諸對抗，這就對企業尤其是政府提出了一個決策模式的轉換問題。
過去，地方上什么項目，政府主要領導拍板說了算，既不征求民眾尤其是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在民眾表達反對意見后，也不做解釋溝通工作，或者解釋溝通工作沒做好，致使矛盾激化，甚至發展成為群體事件，最后導致項目停工。這樣一種“政府拍板——民眾抗議——項目擱淺”的反應模式，既使前期投入的準備和成本被沉沒，更耗費了政府信譽。
然而，遺憾的是，政府和企業依然沒有從中接受應有的教訓。中石油一位內部人士就坦陳，“在這些項目推進的過程中，往往是地方政府極力爭取，大開綠燈，公司也把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的運作上，而忽略了對周邊群眾的解釋工作。”不僅如此， 在該人士看來，在廈門PX項目被迫遷址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對這一項目時不僅沒有主動積極地與群眾溝通，反而試圖遮遮掩掩，這種“神秘主義”更加激起了群眾的對立情緒，從而造成PX項目面臨人人喊打的局面。
公眾對環境污染擔憂的關切，無疑應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在中國需要大力發展PX項目的前提下，如果僅僅因為公眾的反對和抗議，就不建相關項目，無論于國家還是民眾的整體福利，其實都不利。跳出這種雙輸困局，就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尋求的制度突破。
顯然，在大眾環境權益日益高漲的當下，政府在進行項目決策時，必須尊重公眾環境權，建立起合理且符合環境正義精神的決策模式，使各階層尤其是利益相關方在政策制定中享有平等的參與權，消弭環境政策在程序上、地理上以及社會上的不公平，并給予受項目環境影響的民眾合理而充分的賠償及身心補救。沒有這種決策模式和機制的轉換，是不可能打消公眾對環境污染的疑慮的。
為此，須把利益博弈機制引入決策程序，推進公眾特別是利益相關群體對決策的參與。就目前而言，環境決策的利益博弈與民眾參與可借由政府信息公開、民意調查、召開聽證會以及其他協商式民主的機制，來提高公眾參與的自愿性，促使政府、專家以及大眾之間能夠尋求政策的共識基礎。無疑，這需要法律予以保障。立法機關應該加快這方面的立法，在法律未出臺前，政府應制定一部《重大決策程序條例》。
另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是大力發展和培育獨立的、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環評機構，來解決此類項目一旦陷入僵局時的環評問題。在公眾極度不信任政府及官方環評機構的情況下，需要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環評機構為公眾提供一個可靠的解釋。目前，這樣的機構還太少，它有賴于社會整體誠信程度的提高，但政府可以出臺政策，鼓勵和支持它們的發展。當然，需指出的是，環評不能代替民眾選擇，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環評機構，它只是從專業的角度對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技術評估，不能也無法代替政治學意義上的從利益角度對環境影響所做的評價。所以，即便環評機構認真履行環評職能，確認某個項目對周邊環境和老百姓的健康不會產生大的影響，公眾尤其是利益攸關方也有權對項目投反對票。
中國正在進入環境事件的高發期，PX在當下中國的命運，將最終取決于這些制度和機制的改進與完善程度。(鄧聿文 作者為時政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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