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從無”最大的障礙并不在立法，也不在法官，而在法院能否排除干擾，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近期有幾起被告人被判無罪的個案，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先有浙江張氏叔侄案的冤案平反，兩人恢復無罪之身。后又有河南“死刑保證書案”被告人李懷亮，在歷經七審三判后，終因證據不足而被無罪釋放。最新的例證是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12年懸而未決，近日終以五名被告人全部被判無罪而落判。
這些判決引來了一些法律人的或謹慎、或激動的叫好之聲。如有則微博就稱，“無罪判決，已經不是洪水猛獸，而是可以有了。只可惜，來得太晚，都超過了十年。我愿做中國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立馬判無罪，甭等十年！”
“證據不足不為罪”(疑罪從無)，本是刑訴法的明確要求，但是現實中，它往往遲到，一些案件，只要通過了公安、檢察的程序，不管證據是否充足，最終法院都很難宣判無罪。“疑罪從無”明明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卻又常常成了一個“夢”。這著實令人感慨萬分。
但是若將這一怪現狀都歸結為當值的法官，未必公允。難道法官都不曉得“疑罪從無”，且天性就愛制造冤獄？相信多數人都不會這么看。那么為什么明明是證據不足，法院卻不敢判處無罪。這多半是因為，在法官的背后，還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左右著裁判的結果。舉凡近年來那些轟動一時的冤案，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王子發案、浙江兩張案等等，莫不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權力之手。
所以說，“疑罪從無”最大的障礙并不在立法，也不在法官，而在法院能否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再確切地說，在于當值的法官能否擁有抵抗外來壓力的制度保障。以此反觀輿論對“疑罪從無”的叫好，這其實也是對法官的一種輿論保護。那些動輒愛將輿論對個案的評述貼上“輿論審判”標簽的法官理當知道，輿論監督的指向并非是某個固化的司法結果，而是司法公正。對輿情稍有留意就不難看到，民眾對于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的呼吁早已是主流。害怕輿論、甚至對輿論避猶不及，不應是自媒體時代的法官品德。
當然，認同“疑罪無罪”，并不是要忽略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疑罪從無”也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種類。有的是客觀上無法收集到足夠的證據，有的則是因為偵查機關的不作為甚至是瀆職，而導致證據滅失從而形成了法律上的“證據不足”。法治社會當然不會贊成“命案必破”，但法治社會也需要偵查機關力爭實現“命案必破”。在法理上，個體將對犯罪的追訴權讓渡給國家，是基于對國家的信賴。接受授權的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也有職責去努力實現每一宗個案的公平正義。
對“疑罪從無”再怎么強調，也不代表在刑事案件的偵破上就可以消極以待。相反，在偵查工作中盡快完成從“抓人破案”到“取證破案”的轉型，已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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