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華爾街大鱷出手做空黃金之后，忽然間殺出一大群‘中國大媽’，不管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見到金店就往里闖，不管是金條還是金飾品統統一掃而光。”上面這段文字更像一段繪聲繪色的故事情節，“五一”小長假期間經眾多微博反復轉帖，旋即與“中國大媽”一樣火爆。
令無數國人對“火爆”深信不疑的是另一段文字報道，其大意是國際金價終結十年只漲不跌神話不到月余，經一群“中國大媽”籌集千億元人民幣，在短短十余天內抄底搶購黃金300余噸，迫使國際現貨黃金市場出現了十數個百分點的回升。
可是，這300余噸黃金及千億元人民幣的購金巨款，迄今缺乏有說服力的權威數據及事實證據加以佐證。人們更無從知曉，“中國大媽”所搶購的300余噸黃金，是金條、金塊等現貨金，還是用現貨金所加工成的各類金飾品。而區分現貨金還是金飾品，是區分此輪“搶金”潮是投資行為還是消費行為的關鍵前提。
部分國人已知曉，一個中國和一個印度，的確系全球最典型的黃金消費大國，類似“中國大媽”這樣的“集中消費”雖說能在一定時間段內起到左右金價走勢的作用，但決非決定金價走勢的決定性力量。如果上文所引用的尚無法驗證的300噸黃金主要以金飾品為主，那么我們可以肯定，它不可能是構成此輪國際金價止跌回升的主因：第一、金飾品價格遠高于現貨金，一旦購入很難通過正規或地下兩種渠道回購變現。第二、盡管黃金仍然充當著全球匯市波動尤其是非正常波動的首選避險工具，但其避險作用機理主要依賴黃金現貨或期貨交易加以實現。何況避險保值或增值的綜合成本遠比炒股要高。而且，大都數從未參與過黃金現貨或期貨交易的國人并不知情，從事黃金投資，并以年度作為持有周期，假如在此持有周期內黃金價格未能實現至少15%的升幅，在剝離掉資金使用成本和“資金沉淀成本”、交易手續費、交易傭金等一干費用之后，持有者基本無利可圖。而基于目前構成黃金現貨價與期貨價的全球宏觀經濟大環境及金融資本市場大環境，若說國際炒金機構包括中國的炒金散戶，趁金價明顯走低之機在大肆“吸貨”，則明顯缺乏證據支持，甚至連基本的“吸貨”動因都不具備。
由于國際金價走低的成因實在太復雜，我們不敢輕率作出此時不適宜入市炒金的判斷，但我們有責任善意提醒炒金者此時入市當審慎。而另一方面，如果消費者家里有行將外嫁的女兒或行將娶媳婦的兒子，趁此時金飾品價格尚未回升至此輪降價的起始價位之機，主動出手購買金飾品用于女兒陪嫁或用于向新媳婦贈送“見面禮”，其行為則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類消費屬典型的剛性消費，甭管金飾品實際價格高低，這類消費該出手時必須出手。何況，趁金飾品價格還較低時出手肯定劃算。
綜上所及，國內媒體作出“中國大媽”戰勝華爾街大鱷的推斷，形同一則美好的謊言。可我們大體可斷的是，“中國大媽”意外躥紅網絡，再次觸動了中國人缺乏正常投資渠道的窘迫與無奈，適才引發了一輪令華爾街也多少感到意外的“搶金”潮。
可能正緣于此，我們注意到呼請政府為百姓開辟“小本投資”多元渠道的呼吁。這樣的呼吁聽起來特悅耳，占據道德與情理的所有制高點，老百姓肯定持普遍贊成態度。可問題在于，投資不分本錢大小，亦不分民間還是其他，均系市場行為，乃個人選擇或市場法人選擇，存有天然的投資風險，對照市場理論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定位，政府是否有責任和義務為民間開辟多元投資渠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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