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4·20蘆山地震”已經過去了6天，震后救援還在持續不斷地展開。在救援進程中，紅十字會的角色繼續引發大量關注。日前，有不少媒體報道，正在救災前線任前線總指揮的中國紅十字會賑災救護部部長王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紅會不能去行政化，級別高點能更好發揮作用”。王的話一經傳播，立馬引發了輿論的大幅反彈，對于紅會及其王平個人的謾罵之聲，可謂不絕于耳。
王平的一席話大抵是在趕赴基層救災時，遭遇困難后的有感而發，但卻不偏不倚地戳到了公眾情緒的敏感點：公眾對于紅會行政化、官僚化的不滿和憤怒，通過這一番話，被進一步激發。時下中國，盡管“官本位”的思潮依舊占據著主流市場的重要份額，但對“官僚制”的痛恨也不乏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支持。在紅會問題上，人們也習慣于將其運作封閉、信息不透明、效率低下等弊端歸咎于紅會所染上的官僚習氣。
而在事實上，紅會也的確屬于少數幾個無需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團體。在現有的行政體系中，紅會屬于全額撥款的參公事業編制單位，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進行管理。據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全國紅十字會系統編制工作人員為11228名。由此可見，紅會盡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機構，但也算得上是一個準行政單位，至少該系統的日常管理最高職位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享受的是副部長級待遇。
一個社會組織，成立和運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人道主義幫扶，但在機構的屬性上，卻自稱是政府的“助手”。在“郭美美事件”爆發后，紅會的自身定位問題被迅速暴露，成為公眾質疑的最好理由。可以說，在獨立性不足的前提下，紅會的重塑公信力的舉動幾近天方夜譚。
但回到王平發言的具體語境中，卻又能發現，作為一個邊緣化的準行政機構，紅會在救災時，的確因為行政級別低遭遇了麻煩。例如，救援過程中，很多時候紅會并沒有對自身籌集物資的完全處分權，地方政府常常成為爭奪物資的不速之客。而在爭奪的過程中，級別上的不足成為失敗的主要原因。類似的情況，在很多基層政府都存在，紅會在實際上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控制的機構，已經被地方政府所“吞噬”。
面對資源爭奪戰中失利的局面，紅會系統包括王平在內的很多人都傾向于認為，只有提高紅會的級別，通過“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辦法，才能在救災時避免政府的過多干涉。如果沿著官僚體系中的運行法則，這樣的觀點或許不無道理。但對于紅會而言，如果對于自身機構的定位還是一個社會組織，而非政府機構的話，這樣的想法就存在一個極大的悖論。
這個悖論是圍繞著“去行政化”展開的，如果不去行政化甚至提高行政級別，那么紅會也許在基層工作時會得到更多的便利，但來自于公眾的信任危機將變得更加劇烈；反之，如果逐步對紅會實施去行政化，那么又會進一步窄化紅會在基層工作的空間。
靜態地說，這個“去行政化的悖論”的確是存在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紅會選擇保留行政級別，所謂“便于救災”的理由，很可能會成為該系統成員不愿遠離體制的一個托辭；與此同時，越靠近政府的紅會也意味著越遠離公眾，要贏回公信力也將變得更加艱難。所以，要打破這樣一個“悖論”，需要放棄靜態的目光，而引進動態的視角。
可以預見的是，假如紅會能夠在去行政化上有所作為，即在機構性質的定位上，恢復其社會組織的面貌，那么在與地方政府打交道時一定會遭遇各種“不便”。但要應對這種不便，并非滑向提高行政級別的一端，而是與其他公益慈善機構一道，共同為拓展公益機構發揮作用的空間而努力。以紅會系統的強大資源，如果能夠對扭轉公益機構的生存境況有所推進，再結合自身在信息公開方面的努力，洗心革面贏得公眾的青睞，并非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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