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發生已歷數日,救死扶傷雖仍在緊張進行,但大多數災區民眾已開始從驚恐、悲傷中暫時“走神”,考慮一些不得不考慮的“震后綜合癥”——比如,損毀房屋的房貸怎么辦。
倘若損毀房屋設計、質量本身符合標準,損毀過程中又沒有人為破壞發生,則損毀的肇因只能歸結于地震(或地震伴生災害)所產生的不可抗力,誠如一些法律界人士所指出的,在這種情況下,房貸的還貸義務的確不能因房屋毀損而歸于消滅,盡管中國房屋產權和土地產權是分離的,但按揭人和銀行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本就是系于“房屋產權”而非“房地產權”而建立的,不能以“房毀地存”為由豁免房貸義務。
但中國有中國的客觀現實:房價畸高,住房負擔沉重,此次受災的各地、縣屬三線地區,商品房價格相對較低,但當地購房者的負擔能力也較高房價地區低得多,許多工薪階層,或成家立業不久的年輕人,日常做“房奴”已艱辛備至,如今房毀債存,不啻雙重負債,對這些不幸家庭日后生活、發展的影響是致命的——就更不用說他們中許多人還同時必須忍受親人傷亡、產業損失等的痛苦了。
不僅如此,正如不少法學界人士所指出的,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商品房的房屋普通保險,也不包括地震險部分,因地震所造成的損壞,按揭人往往很難通過保險公司獲得補償,這對于他們而言,自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意見認為,針對災區的實際情況和困難,國家應取法五年前汶川地震時銀監會《認真做好汶川大地震造成的銀行業呆賬核銷工作努力減輕受災地區人民群眾的債務負擔》的精神,讓各銀行對借款人因地震造成巨大損失、且不能獲得保險補償,或以保險賠償、擔保追償后仍不能償還的債務,認定為呆賬,并及時予以核銷,簡單地說,就是以國家行政手段,福利性豁免部分或全部地震損毀商品房的房貸。這種做法考慮到災區按揭者的實際困難,“必須通過國家救濟應急”的思路也是正確的,但也應考慮到,這種做法不僅是對銀行-按揭者契約的不尊重,且實踐證明大包大攬的模式,也容易給某些人鉆空子、騙福利,和某些“話事人”權力尋租、上下其手提供方便。更何況,當前中國各商業銀行因行政干預過多而造成的呆賬、壞賬問題本已十分嚴重,倘再以行政手段讓商業銀行為國家福利埋單,對銀行而言,也不夠公平。
不僅如此,地震險屬于附加險,保費較高,如果投保卻無地震發生,耗費也會較大,如果投保者、未投保者都能獲得相似的救濟,那么以后還有誰會花錢投地震險這種代價不菲、卻只是“備萬一之需”,很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的附加險?
針對此,救急的臨時性方法,應是由國家減災委、民政部等對口機構出面,設立專門針對此次地震災區的一次性房貸補助基金,對有實際困難的毀房按揭者提供必要的救濟,簡單說,就是“國家為按揭者還銀行的貸”,如此,則災民獲得必要救濟,商業銀行也不會因此“替政府受過”。同時,還應兼顧地震險投保者和保險公司的利益,畢竟從長遠看,依靠商業保險,應對突發性災難和損失,才是當代社會的正途。
長遠之策,則是加強相應法制建設。中國至今尚無統一的防災減災法律,一旦災害發生,便不得不從多達30余部的相關法律中尋找“法律精神”,很容易引起歧義,或碰上“兩不管”的尷尬。通過統一防災減災立法,明確政府救濟、商業保險、商業銀行和按揭人各方在突發性、重大性自然災害所致損失方面的責、權、利,確保“大信”與“小信”、契約信用與社會效應、政府救濟和商業利益間的平衡。
1906年美國舊金山大地震時,因為相關法規、制度不健全,許多房屋受損卻未投保商業險的業主為獲得保險賠償,坐視過火而不救(因為他們都保了火險),甚至個別地方出現人為縱火的惡例。慘痛的教訓迫使美國人在此后的一個多世紀里不斷完善相關立法,終使美國成為救災、減災法規、制度最完善的國家之一。中國國情較美國更復雜,在解決諸如“房毀債存”等“震后綜合癥”問題時,更應兼顧各方利益,短策和長策并重,而不能只及一點,不顧其余。
評論員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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