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22日起訪問俄羅斯和非洲三國，并在南非參加金磚五國峰會。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元首后首次出訪的這種安排，被廣泛解讀為中國對繼續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堅定決心，中國外交對發展中國家、包括對非洲的重視，以及中國外交的連續性等等。
這些解讀都不無道理。中俄關系的戰略意義首先由地緣塑造，它幾乎是永恒的。西方對中俄兩國各自態度的不確定性也在增加中俄的親近感。中俄都不是想搞什么“軸心”的國家，兩國都很重視同西方的關系，但中俄戰略協作沒有它們同西方合作時遭到的無窮無盡的政治干擾，中俄的共同利益清晰而穩固。
中國同金磚國家、同其他發展中國家構建合作也感覺很輕松，出了矛盾有一說一，不會上綱上線。同第三世界國家交朋友，中國使得上勁，多付出一份精力容易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同西方國家發展合作也很重要，但事情很“復雜”，光中國使勁收效不大。
中國民間、尤其是學界近年出現加強同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廣泛呼聲，支持中俄全面戰略協作的人也越來越多。很多普通中國人對同西方怎么搞也隔著一層感到泄氣，甚至有點惱火。
然而實現中國外交的均衡，這仍是中國全社會的基本愿望。中國人最注重保持國家的發展勢頭，希望國際大環境的穩定，各國彼此相安無事。
但中國人對中國的國際環境將會怎樣有強烈的不確定感。西方以為中國因為強大而“傲慢”了，其實不確定感才是中國人對外心態的最大變化。它促成一些中國人主張通過展示強硬擺脫被動，因為不少西方國家和與中國有糾紛的個別鄰國已經被“慣壞了”。
這種心態正在中國社會中加速蔓延，導致了學術界關于中國外交需要不需要做“大調整”的諸多爭論。
新一屆政府將會在具體外交摩擦中遇到國內輿論越來越多的壓力。“外交民主”已是相當流行的概念，中國外交受輿論一定程度的牽制在上一屆政府中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我們認為，“外交民主”不應庸俗化，外交是專業性極強的國家事務，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它的唯一服務目標，但它的實現途徑切不可民粹化。輿論對外交的牽制不能一味擴大，民眾的對外態度可以盡情表達，但國家應當同時形成讓外交官們放手處理對外事務的機制，并使它成為多元化時代中國社會的習慣。
中國正站到綜合國力世界第二的位置，我們面對的戰略挑戰只會因這個位置增加，不會減少。中國需要有更大的外交謀略支持今后發展，而這個謀略必須契合中國的國情和國家目標，不能復制任何其他大國的經驗。
它應當是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而組成中國特色的元素應包括中國的和平發展思想，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視，中國對“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政策的堅持，中國對以談判化解沖突的不懈追求，中國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堅定維護等等。
中國必須奉行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但又不能搞擴張性、霸權性的大國外交，歷史經驗和現實環境都不允許中國那樣做。中國不能再有弱國的受害者心態了，中國也不能輕易有使用這些年長出來肌肉的沖動。保持發展中大國的穩健是我們根本利益所在。
中國人一定要清楚我們最想在這個世界上要什么，堅定不移追尋我們的大目標，不隨意把戰略力量投向次級目標。我們在一些位置對外劃清紅線，與保障大目標是相通的。中國不是萬能的，但我們需要在主要方向上，以及在我們劃出紅線的位置上做到不可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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