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工商聯副主席、富通集團董事長王建沂說，“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飛速發展，對我國城市管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在我國的城市管理中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如城市建設速度與城市管理水準之間存在的差距；城市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公眾對城市管理者缺乏客觀的判斷和評價等。
在城市管理中對小販的管理特別考驗人。因為過分照顧行人自由行路權，或者出于城市美學的需要，而去限制、剝奪小販謀取基本生活費用的權利，就容易導致管理與被管理者的對立與摩擦，使得在管理過程中經常“擦槍走火”，甚至充滿暴力——既有執法一方的暴力失控，也有被執法一方的暴力對抗。
即使管理部門存在大量“臨時工”，其與小販之間的沖突也往往被符號化成官民沖突，而使得整個管理團隊陷入極其負面的公眾評價中，成為被社會嘲諷、譏誚的對象。
印度也曾通過各種方式限制街頭小販，結果被小販們告上法庭，經過4個月的斗爭后，印度最高法院于2010年10月作出裁決，小販勝訴。判決書指出：和行人的自由行路權一樣，街頭攤販的謀生權利同樣需要保障。政府需要保障兩者間的平衡……而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通過合理的規范，才能使這兩種相互沖突的權利達成平衡。“不能因為路邊攤販貧窮、無組織，就讓他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處于混亂狀態，更不能用不斷變化的行政規劃決定他們的基本權利”。
“合理的規范”讓兩種相互沖突的權利達成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謂的“合理”，在我看來，首先是小販的合法權利要得到確認。對私權力來說，“法無禁止即為可”——法律沒有禁止公民去做什么，即可認為法律是允許他們做的，小販也是如此，只要其所經營的物品不違法，即使是無證也不能視作違法；二是管理者對小販要有貼心的、合理的安排，而不是一廂情愿式的“照顧”。譬如入室經營，被不少城市所采用，亦被視作關心之舉，可誰又問過他們，這是不是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或許，對于小攤小販來說，規模化、集約式的室內經營并非是最佳選擇。
太陽比寒風更容易讓人脫衣。溫情往往比強力更具讓人服從的力量，小販管理亦然。（連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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