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員接受輿論監督的角度說，伍皓有義務“容得下尖銳的批評”。同時，對于敢為人先、扎實推進具體改革措施的官員，輿論監督應有一個“和風細雨”的態度，不能讓改革者“壓力山大”。
蛇年新春伊始，云南省紅河州委常委、宣傳部長伍皓就公開了部長公務車車牌“云G99099”，表示“禁止公車私用從我做起，求大家監督我”，“歡迎拍照發微博公開曝光”。
伍皓此舉，迎來輿論叫好；但隨之也出現了反思之聲。有評論指出：按照1994年中辦、國辦發布的《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只有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作為云南省內的地廳級干部，伍皓配“專車”本身就違規。
的確，按中央文件，以及2004年《云南省公務用車管理暫行辦法》：除省級領導干部按規定配備的專車和相對固定用車外，其余車輛由單位統一調度使用。像伍皓這樣的地廳級官員只能在有公務時，由單位統一調度使用公車，不能有屬于部長的“專車”。
伍皓可能沒料到自己“歡迎”的輿論監督來得如此迅速和尖銳。對此，他做出了解釋：首先這不是領導“專車”，而是“公務用車”，不僅是領導有公務時乘坐此車，公務接待也常用此車，很多前來紅河的記者、作家、影視明星等均乘坐過。
伍皓公開車號的公車算不算“專車”，一時難有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輛車目前主要是伍部長在用，如果是隨機統一調度用車，也就不存在“公布部長車牌”一說了。
問題在于，伍部長不公布這個車牌，在制度上無法保證公眾對其進行有效監督；但一旦公布車牌號，反而遭到新的質疑。怎么辦呢？
事實上，更多的信息公開，意味著更多的監督，甚至是更多的質疑聲、搶白聲；主動公示信息的官員將面對更多的提問，做更多的解釋。這也是信息公開、拓寬監督渠道的本義所在；唯其如此，才能把公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里。
春節期間，江蘇泰興等地決定封存公車，結果平時一些嚴重堵車的交通結點暢通無阻了，這說明控制公車對于緩解交通問題潛力巨大。同是春節期間，有微博反映：廣州城管執法人員“公車私用”，執法車停在某農莊，目前相關人員已被停職。輿論監督公車私用的效果立竿見影，但是沒有執法標識的公務用車，監督起來就很困難，而像伍皓那樣公示公車車牌，將公車置于“十目所視”之下，正是保證公民監督的有效措施。
從官員接受輿論監督的角度說，伍皓部長有義務“容得下尖銳的批評”，哪怕聲音真的很刺耳；哪怕他的這輛越野車和牛氣的車牌，的確是從前任那里接手的，他很“無辜”；哪怕比他級別更低的官員公然配備專車、公車私用，卻沒有被放在輿論的放大鏡下。
但另一方面，對于敢為人先、扎實推進具體改革措施的官員，輿論監督應有一個“和風細雨”的態度，不能讓改革者“壓力山大”。真誠、切實的改革措施，理應得到民間善意的回應，讓改革與民意形成良性互動，如此才能給體制內的改革以生存、發展的空間；如果一味對公示財產、公示車牌的官員吹毛求疵，將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問題，要求改革者獨立承擔，這只會讓不改革者、反對改革者得了便宜，更會堵塞改革的路徑。
希望伍皓的帶頭公示，能在輿論場中形成放大效應，對反對公示、反對監督的官員形成壓力。以公示保障監督，以監督提升公信，形成官民之間的改革共識和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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