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血病大學生吳志輝即將進行骨髓移植手術的關鍵時刻，兩個骨髓捐獻者都臨陣反悔，退出捐獻。而已進入移植倉的吳志輝，為了手術已接受大劑量化療，免疫系統已盡毀，如中途停止手術，將面臨生命危險。無奈之下，昨天中午，吳志輝的媽媽只好頂著風險與兒子進行半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只有50%。
尊重捐獻者的自由選擇
有人譴責捐獻者的“臨陣逃脫”，從情感上來說這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站在捐獻者的角度，我們何不寬容一下捐獻者呢？
其實我們并不了解捐獻者臨時反悔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可能身體有恙，不適合在這個時間進行骨髓移植？又或者真的發生什么變故，確實來不了？倘若捐獻者并沒有認識到他的反悔會對吳志輝帶來生命危險，那過分的譴責其實也是一種道德暴力！
不管是出于鼓勵愛心，還是尊重個人，對捐獻者都應盡量多些保護、少些譴責，要“保護”捐獻者自由選擇的權利。美國媒體報道，全美的拒捐率高達50%，日本學者統計亞洲志愿者中也有約60%最終拒絕捐獻。也正是因為此，世界骨髓捐獻組織也聲稱：“捐獻者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退出”，因而，捐獻者“臨時逃脫”也是他的個人權利，我們應當尊重他的選擇，而不是一味地譴責，更不該將其上升到“先給了他人生命，后又剝奪他人生命”的層面。(子在淵)
捐獻者應有契約精神
拒捐要早作決定，在白血病人自身免疫系統被全面摧毀、等待骨髓移植的緊要關頭退縮，無疑是將病人推入死亡的懸崖。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希望供體好人做到底，救吳志輝一命，功德無量。
現代社會講究契約精神，臨陣逃跑顯然有違這種精神。事前沒有人強迫你簽訂捐贈協議，也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完全基于公開、透明、自愿的基礎之上簽訂的協議，應該得到彼此的尊重、履行。否則，便是失信的表現。人無信不立，出爾反爾，既讓準受捐者絕望，也有損自己的道德形象。
當然，社會也可以通過一些引導，來降低捐贈者反悔幾率。譬如新加坡，腎臟捐獻者將通過第三方得到一定數量的補償。“第三方”是指，捐獻器官的補償金會被直接從醫院或診所轉到慈善機構等，來行使補償的職能。為確保捐獻者將來不會后悔，他們有兩三個星期的冷靜期來思考自己的決定。捐獻者作出最后決定后，將會接受一系列的心理輔導和術后恢復課程等，并獲得超過2萬新元的保健補償。我們是否也考慮提供制度供給，動用社會力量給捐贈者作適度的補償？
醫院工作應更體貼細致
要減少因為捐贈人臨時反悔給病人造成的無可挽回的傷害，醫院完全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從保護病患的角度來看，作為手術前最重要的骨髓來源都沒到位，醫院就開始對病人進行清髓，肯定會給手術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在手術準備期間，病人大劑量化療開始的時間與捐贈者前期需要抽血的時間差不多，可以提前安排捐贈者入院，讓其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足夠的適應時間，并在入院時就明確告知其權利義務，尤其要向其說明臨時退縮將給病人造成的致命后果。
更重要的是，醫院要給捐贈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和信心。許多人臨時反悔，是因為害怕骨髓移植會影響身體健康，醫院的工作可以更細致，有條件的甚至可以帶其參觀取骨髓的全過程，并對捐贈者進行心理紓解，盡可能打消其顧慮，讓愛心捐贈者可以安心和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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