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太原的公安局長之子醉駕襲警事件終于有了一個處理結果。媒體報道，經山西省紀委常委會議、山西省監察廳廳長辦公會議研究，并報山西省委常委會議批準，決定給予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力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建議按有關程序撤銷其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職務。
官員被兒女所牽連，暴露在輿論的炮火之下，李亞力不是第一例，也很難說就是最后一例，但因其公安局長的身份，李亞力的一系列“護犢”舉措還是充分顯示了其職業和權位的特殊性。李亞力之子醉駕襲警事件發生之后，被打交警及其親屬不僅被威脅，其電話還遭到了太原警方的監控，而太原市公安局網監支隊甚至不惜巨資，在支隊長帶領下遠赴全國各地針對網絡輿論進行“刪帖”。在李亞力權勢的籠罩之下，公權力部門完全的“家丁化”，這已是經媒體報道而為國人所周知的事實。
調查結果并沒有否定這一事實，調查認定，“李亞力在處理其子違章駕車并妨礙交警執行公務過程中，違反規定，濫用職權，其行為已構成瀆職錯誤”，同時又稱，“還發現其有違反廉潔自律錯誤和違反組織人事紀律錯誤”。
所謂“違反廉潔自律錯誤和違反組織人事紀律錯誤”，不清楚這是不是針對坊間關于李亞力“一年內賣官上百人”等傳言的回應。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如果傳言不實，李亞力就沒有什么錯誤可言，否則其犯下的就絕非一般“錯誤”了。難道是李亞力的腐敗傳聞部分屬實部分不屬實？既如此，又為什么不公布調查之詳情以釋公眾之疑慮呢？
不難發現，山西省有關部門對“錯誤”一詞真是情有獨鐘。涉嫌貪腐，這是“錯誤”，“違反規定，濫用職權”，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還不過是“瀆職錯誤”而已。雖然對事件事實的認定大體一致，但不能不說，在對事件性質的認定上，山西官方和公眾存在明顯的分歧。且不說涉嫌貪腐，僅就調查認定的事實，李亞力所作所為明顯屬于瀆職犯罪中的典型的濫用職權行為。公眾的疑問是：為什么不是涉嫌“瀆職犯罪”，而只是輕描淡寫的“瀆職錯誤”？
也許有人會辯解說，對犯罪行為的認定超過了紀委的權限。此言有理，但這一辯解卻逼出了更大的困惑：李亞力及其子引出的事件震驚全國，為什么時至今日還未能進入司法程序？如果不能進入司法程序，留黨察看一年的黨紀處分和可能的撤銷職務的政紀處分莫非就是這一事件的終了？以李亞力濫用職權性質、行為的惡劣和所造成的嚴重影響，現在這樣一個結果究竟意在嚴肅處理還是助其脫罪？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司法解釋共10條，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瀆職犯罪定罪量刑標準不明確、法律適用爭議多等問題做出了統一規定，釋放出了從嚴懲處瀆職犯罪的信號。據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相關部門負責人透露，這一司法解釋出臺的背景是，“以往瀆職侵權犯罪輕型化的現象比較多。一些領導干部不把瀆職當違法，不把瀆職當犯罪，認為只要不謀私利，就不應以犯罪論處，甚至為嫌疑人公開說情、偏袒庇護。有些部門和單位對涉嫌瀆職侵權犯罪的案件不移送檢察機關，往往以黨紀政紀代替刑事處罰?！?/p>
明了上述背景，就會知道李亞力之子醉駕襲警事件至今未能進入司法程序不過是瀆職犯罪輕型化現象的一個縮影。誰因為這樣的輕型化而受益，誰又在遭受損害，委實昭然若揭。
包括濫用職權在內的瀆職犯罪的嚴重危害，已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扼制瀆職犯罪輕型化既順乎民意，也有利于維護法律的權威，堪稱勢在必行。而要體現出嚴打瀆職犯罪的決心，不妨從個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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