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蘭考縣民政局長等6人因袁厲害收養家庭火災事件被停職。河南蘭考縣宣傳部官員表示，“7個孩子的生命，6名干部的擔責，若能換來孤兒救助體系完善及社會進步，我感覺值了”(今日本報A22版)。
蘭考大火已經過去數日，救濟機制在逐步完善，相關官員也被問責，但是這些事后補救措施做得再到位，7個孩子的生命也無法挽回，這是無法消解的殘忍事實。對社會而言，大火燒出了孤兒救濟機制之弊，但對于7名孤兒而言，大火意味著截斷了生的希望，因而，蘭考大火首先是個生命概念，其次才是制度或體系概念，社會積極反思救濟體系的病灶，也是為了避免類似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生的權利面前，有什么資格說7名孤兒的生命換來了救助體系完善是值得的？
不容否認，社會進步有時確實是以生命為代價推動的。現實生活中，“制度失靈——事故發生——深刻反思——制度完善”這樣的邏輯線條，幾乎散播在社會機制的方方面面。孫志剛之死，換來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佛山小悅悅事件，推動了社會的集體反思與檢視；動車追尾事故，讓我們沉下心來思考發展速度；類似的，還有一次次的礦難、大火、校車事故，甚至一些極端性事件。在這種模式中，社會形成了靈敏的調試機制，能夠迅速對問題形成反饋，并推動制度的完善，社會進步客觀上確實得益于此。
在這種調試機制中，我們需要向生命致敬。社會不可能一勞永逸呈現出完美狀態，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依賴于不斷試錯，有試錯，自然可能有生命的代價，但是，當一部分人以生命代價推動了社會進步時，我們首先應自省，這部分代價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社會有沒有可能提前預判到風險的發生？當風險發生，前置責任永遠無法回避，如果我們無法在預判和防范上問心無愧，將生命與制度完善視作一筆值得的交易，這樣的邏輯注定太過冷血。
當下的問題，正在于逐漸習慣了這種后知后覺式的社會演進機制。已發生的公共事件中，通常印證著這樣的邏輯，不出問題就無視問題，出了問題就重新重視，等到警覺性疲軟，制度的問題又被擱置起來，問題再次觸發，一切回到原點重新來過。制度的修修補補，總在事故發生之后，領導高度重視，總是出現在事故的新聞表述里，社會為此支付的代價還少？誰又能說社會進步的增量能將這種代價折抵回來？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下，7名孤兒的生命換來救助體系完善值得與否被拋出來時，本就是一個冷血的命題。
生命是個體的最高主權，只要社會有清晰的風險防范和責任機制，社會進步不必非得凌駕于生命之上，使生的權利帶來社會進步的增量這一事實成立。畢竟，沒有誰有義務為制度之弊埋單，也沒有誰愿意做那群被不幸選中的人，當火災發生時，逃的渴望，生的訴求，已經徹底否定了這筆制度之弊強制植入的交易。“值得”一說，注定是外部的冷血立場，對7名孤兒而言，談不上愿意，又何所謂值得？
不管此次大火之后，孤兒救助體系就此得到了多大程度完善，社會獲得了多大的進步空間，請記住，制度的調整，不是在完成一筆以生命權利對換社會進步的交易，而是在償還制度之弊欠下的罪與罰，這是一場以社會深刻反思改進為終點的贖罪，在這場贖罪中沒有值得不值得可言！(湖北 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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