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于2011年的中東劇變，使阿拉伯世界盛行多年的威權政體風光不再。一些國家政權崩潰或政局岌岌可危，中東進入破舊立新的大變革時代。在世俗威權政體垮臺后，蟄伏多年的伊斯蘭政治勢力成為最大贏家。有學者感嘆，“阿拉伯之春”正變成“伊斯蘭覺醒”。
“民主轉型”導致伊斯蘭政治勢力的復興，這種結果有其必然性。中東國家多年實行集權統治，國內不存在強有力的、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只有伊斯蘭組織得以生存下來。這些伊斯蘭組織意識形態明晰，組織化程度高，在國內建立起比較完備的社會救助和福利體系，因此在社會中下層中人氣頗高。“民主轉型”給這些伊斯蘭組織提供了展示實力的舞臺，也為那些長期受惠于伊斯蘭組織救濟的下層民眾提供了政治回饋的機會。有學者指出，即使埃及和突尼斯的選舉在過去20年間舉行，結果肯定也是一樣。事實上，幾十年來，中東始終未能擺脫“世俗化導致威權統治，民主化引發伊斯蘭化”怪圈。
由于中東國家世俗力量長期掌權，政教分離觀念深入人心，伊斯蘭政治勢力得勢，引發高度警惕和強烈反彈。世俗與宗教勢力矛盾日趨成為中東政治生態中的主要矛盾。在突尼斯，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派分歧嚴重，導致制憲會議起草新憲法和選舉法進程屢屢受阻。在埃及，穆爾西為首的伊斯蘭政治勢力與世俗勢力圍繞權力分配、人民議會合法性、制憲等問題明爭暗斗，致使埃及政治進程緩慢。長遠看，中東轉型國家世俗與宗教力量的矛盾和斗爭將日趨公開化、常態化。
世界政治變革諸多案例表明，“民主化”的結局有“好民主”與“壞民主”之分。“好民主”有助于國家繁榮富強，“壞民主”的作用可想而知。實現“好民主”不僅是有條件的，而且有一定順序。西方的政治變革，大體經歷了經濟發展、國族整合、實現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化進程四個階段。知名政治學者李普塞特曾指出，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壯大等與政治民主化存在正相關性。這實際是說“好民主”需要若干前提條件。用這些標準衡量，許多中東國家實際并不具備實現“好民主”的客觀條件。
當前一些中東國家呈現的世俗與宗教矛盾，表明阿拉伯民主更多是一種“早熟民主”，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之路注定漫長坎坷。種種矛盾使轉型成本大于收益，民眾當初的滿心期待逐漸被一種悲觀失望情緒所取代。長遠看，這種趨向使中東“民主轉型”面對更多質疑和變數。所謂“阿拉伯之春”在經歷了“阿拉伯之秋”后，正在走向寒冷的“阿拉伯之冬”。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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