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彝良縣已經接收中央各部門捐款7000余萬元，省級部門捐款6223萬元。云南省發改委稱，國家又追加下撥1億元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云南省發改委還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增加40萬大箱卷煙生產指標，可為地方增加6億多元稅收，將全部用于災后重建。(9月11日《重慶晨報》)
如果站在功利化的角度衡量這一舉措，云南的要求或許并無不當。相反，作為全國重要煙草產區，要求增加卷煙生產指標，甚至可以被稱為充分利用地方資源來謀求災區重建的典范。
但很顯然，從輿論呈現出的普遍反感來看，云南發改委的要求反而讓人讀出了以災難要挾擴大煙草生產的意味。云南以增加稅收為目的，要求提高煙草生產指標，而煙草并非屬于恢復重建的相關產業。如此帶有強烈功利化色彩的要求，只能讓輿論平添“發災難財”的想象。
而且，救災事大，但實在也沒必要以一種看得見的傷害去謀求救災的效率。
此外，即便沒有煙草產業，確保救災和災后重建的進行，也是政府公共職責的起碼要求，容不下絲毫的商量。而就眼下云南的情況而言，也絕沒有到非得要靠增加煙草稅收來確保災后重建的地步。
災難面前，任何細節和動機都可能被放大。災難考驗的也不僅僅是政府的救濟能力，而更體現為一種對于行政倫理和救濟倫理的檢驗。在這個關鍵節點上，救濟行為的任何偏差都可能造成更大的“二次傷害”：災難當前，提出煙草增產計劃，雖然名義上是為救災，但對于災民和公眾而言，卻充滿了太多的功利性算計。
經歷頗多的災難之后，我們確實還要上一堂災難倫理課。這種災難倫理的補缺，已經不僅體現于這一件事上，去年，一張“北川地震遺址售票亭”的照片在微博中熱傳，同樣引發了各種猜想和憂慮。這種不應該出現的“次生災難”，其實都在呼喚：純正的救災善意與純粹基于行政倫理和職責道義的公共救濟。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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