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國政府網發布《校車安全管理條例》，條例在賦予校車路上“優先權”等方面引人關注。根據條例，高中學生上下學不納入校車服務范圍，幼兒入園則以保障幼兒就近入園和由家長接送為原則。
2011年11月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態稱，將迅速制訂《校車安全條例》，抓緊完善校車標準。12月11日，《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即開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2年3月28日，條例獲得通過。如此并不多見的高效率立法背后，是近幾年(尤其是去年)頻頻發生的校車安全事故——— 上至一國總理，下到普通國民，在屢屢慘死的孩子面前，都難抑震驚與憂傷。
讓慘烈的校車事故永不再上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在條例文本方面，最大、也最明顯的憂慮，則在于幼兒未被納入校車服務的范圍之中：條例對幼兒園階段采取了“保障幼兒就近入園和由家長接送”的原則，只將幼兒校車作為特殊情況列于條例的附則部分。這與此前“征求意見稿”的相關內容存在原則性差異，彼時的“草案”中，幼兒曾作為明確被列入校車服務范圍(且位列第一)的主體，貫穿于從立法宗旨到校車定義，直至具體執行條款的各處。而正式通過的條例文本，則將享受校車服務的范圍限縮到了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
從草案到正式文本，條例所發生的如上變化，令人不解。人們實難輕易遺忘，那些并未遠去的慘烈校車事故，那些在事故中以各種扭曲的姿勢離開人世的逝者，很大一部分本就集中于學前教育階段。幼兒，是校車事故最大的受難者，以此為契機始得出臺的校車條例，卻無法將這一群體列入基本保障的范圍，個中緣由或欠缺一個更詳盡的說明。目前能夠看到的對這一疑問的解答，認為幼兒缺乏安全防范和自我保護能力，“集體乘坐校車，安全風險太大”，其應對之法則是“就近入園和家長接送”。
法律不可能是空中樓閣，其必須充分關照到現實的國情。“就近入園”作為原則性規定寫入條例，并要求“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擔負“合理規劃幼兒園布局，方便幼兒就近入園”的職責。但最現實的情況則是，由于學前教育不在義務教育之列，國家投入不足，學前教育資源缺乏且嚴重不均衡，優質學前教育更成為稀缺之物，幼童家長為此擠破頭。“就近入園”如果能夠輕松解決，恐不會有幼童家長會選擇勞心、費力且安全難保的各種跋涉。將迫在眉睫的幼童上學安全問題，寄希望于相對長遠的幼兒園“合理規劃布局”，是否遠水難解近渴？
另外，“家長接送”這一被確立的原則，恐也與現實情況存在較大距離。在各地爆出的校車事故中能夠看到，恰是多起事故甫一發生后，一些地方政府便強令暫停轄區內校車，媒體上出現了家長使用三輪車等交通工具“送兒上學”的擁堵場景。如果“就近入學”短期內無法實現，那么家長分散接送不僅讓幼童無法享受“優先權”等對待，且發生事故的幾率并未因此降低——— 家長分散接送，車況或更不堪，惟一可以藥到病除的，僅是“集體乘坐校車”所易引發的大規模事故死亡。因噎廢食曾是彼時的擔心，而今“家長接送”能否完全做到？又會否出現黑校車死灰復燃的潛在危險？一旦做不到，或形同虛設，將置幼童的上學安全于何地？
條例已然出臺，多說或無意義，但在成文法律與社會現實之間所橫亙著的諸種困境，卻依舊會真實地存在，當務之急是如何求解答案。攸關孩子的安全，甚至不惜就此再啟“學前教育應否納入義務教育”的討論。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常見諸報端的反對理由，不外乎糾纏于義務教育的強制屬性，但是否可以跳出對死板概念的固守，在義務教育之外開列新的類屬，弱化其強制性，而獨取義務教育中的國家責任屬性，將學前教育的政府責任進行法律強化？而從始至終都被提及的“條件不成熟”，其核心在于資金投入，這也恰是強化政府責任的題中之義。
與征求建議時的“校車條例”相比，正式頒布的條例除了內文的諸項修改，還在名稱上加入“管理”二字，有專家認為這更凸顯了在校車安全問題上的政府責任。逢此幼童被排除于校車之外的時刻，對政府責任的強調尤顯重要與迫切。政府之于孩童就學安全的責任，顯然不該僅局限于條例名稱中的詞匯增減，而應有更多更具體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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