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提防少數(shù)不良科學家假借科普之名，忽悠不明真相的決策者和公眾，為自己騙取巨額經(jīng)費和國家政策支持，扭曲事實真相，干擾科學發(fā)展路徑的正常選擇。
這些年來，國內(nèi)民眾要求科學家從事科普活動的呼聲一直很高，但是，由于目前中國的科學研究體制的局限，科學普及活動不僅不算績效，而且不少科學家還有一種偏見，覺得科學家從事科學普及工作是不務正業(yè)，甚至覺得從事科普工作有失身份，所以，科學家熱心科普的人不多。
事實上，即便是為數(shù)很少的從事科普活動的科學家，他們在社會上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在很多時候還會受到這樣那樣的攻擊，以至于他們工作的單位常常會因此施之以壓力，讓他們放棄科普。
其實，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某些成功經(jīng)驗。例如，美國宇航局NASA非常熱心科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NASA每年的經(jīng)費需要美國國會討論批準。如果美國的納稅人不理解NASA工作的意義，他們就很難拿到足夠的經(jīng)費。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他們必須要熱心從事科學傳播工作。也許，我們將來也可以形成某種由民意來決定科學經(jīng)費的機制，到了那時，科學家和科研機構從事科學傳播的自覺性，就會提高了。
但是，我們今天也要提防另一種危險，那就是少數(shù)科學家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甚至片面追求經(jīng)濟收益，而從事忽悠式的“科學普及”。科學家精通科學知識，不太容易犯知識性的錯誤，而且科學家在民眾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貌似做科普的合適人選。但是，在大科學時代，科學研究已經(jīng)不像小科學時代那樣，僅僅是滿足好奇心的個人自由探索，而與技術研發(fā)、產(chǎn)業(yè)規(guī)劃、國家政策等等緊密相關，與巨大的利益糾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提防少數(shù)科學家假借科普之名，忽悠不明真相的決策者和公眾，為自己騙取巨額經(jīng)費和國家政策支持，扭曲事實真相，干擾科學發(fā)展路徑的正常選擇。
在許多領域，人們已經(jīng)認識到，在公共政策的問題上，利益相關者必須回避。然而，在中國，由于“科學主義”泛濫，很多普通公眾還在誤以為科學家都是陳景潤式的書呆子，還在迷信科學家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貪名利、獻身科學的圣人，沒有意識到科學活動是牽涉巨大利益的活動。所以，在很多時候，很多人從未想到在重大公共利益相關的科學決策上，要求相關科學家們應該回避。
由于在決策體制上缺乏利益回避制度，有些“大牛”科學家在為科學項目做決策時，就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坐地分贓，為了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團隊和所在機構的利益，做出有損公眾利益的事來。由于在向公眾做科普的時候，公眾缺乏必要的知識，對科學家可能存在的利益沖突缺乏質(zhì)疑和提防，少數(shù)科學家常常可能假借科學普及，夸大自己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夸大自己擅長工作的重要性，夸大自己成果被學界肯定的程度，甚至可能被利益集團所收買，為少數(shù)特定企業(yè)充當危機公關的馬前卒。
因此，公眾在知識與科學家完全不對稱的條件下，更應該加倍警惕少數(shù)科學家的忽悠。大投資家巴菲特勸告我們：永遠不要問理發(fā)師你現(xiàn)在是否需要理發(fā)。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先生認為，我們對待科學家，應該像對待替我們修下水道的管子工一樣，可以利用他們的專業(yè)知識為我們服務，但是，要防止他們偷我們的錢。
需要強調(diào)的是，媒體在采訪科學家對待公共政策的建議時，應該多聽不同學者的意見，而不是只聽個別學者片面的言論。公眾在接受科學家科普的時候，也應該關注科學家與所科普的內(nèi)容方面有無利益牽連，而科學家們則應該明確申明相關利益關系。只有這樣，科學才能有益于社會，而不是有害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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