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陵野老百事憂，生年無心酣高樓。
稚子無賴閑涂抹，一解公頤勝沙鷗！
智勇詩
杜甫近來很忙。中學課本里收錄的蔣兆和先生所作《杜甫像》，被各種涂鴉后，上傳網絡，引發熱議。某民間組織負責人接受采訪時表示，杜甫精神是我們民族的精神之光，我們決不允許詆毀杜甫形象。如果有人惡搞杜甫，惡意丑化杜甫形象，說明他是無知的、淺薄的、低俗的。
在網上找來相關的涂鴉照片，驚訝于涂鴉形式之多樣，想象力之豐富：一圖杜甫橫端狙擊步槍，他剛剛完成射擊任務，表情“酷呆”了；一圖杜甫橫抱吉他，凝神遠望，好像在忘情吟唱；一圖杜甫被裝扮成時髦青年，嘴叼香煙，胯下一匹Q版踏板小摩托……惡搞后的杜甫與那個憂國憂民、慷慨悲歌的現實主義詩人形象構成了極大的反差，令人忍俊不禁，而且不少增益改動，與原作“配合”默契，大有“增一分嫌多，減一分嫌少”的精準。可以想見涂鴉者之充滿熱情、神情專注、饒有興味。
看到這里，感覺“詆毀”和“丑化”的說法實在有些“炮彈打蚊子”，這些涂鴉最多是青春逆反期孩子們的調皮和幽默。捫心自問，當我們還是孩子時，有哪個沒有在課本上涂鴉過？又有哪個課本里的正經人物和“大反派”沒有被“惡搞”過呢？這些調皮惡搞真的是在侮辱“民族的精神之光”、扭曲“是非黑白”嗎？幸虧“法不責眾”，否則，即使難稱“罪惡滔天”，也該拖下堂去，重打五十大板！
作為成人，作為教育或文化從業者的我們，倒是該反思：孩子們到底為什么如此熱衷于“涂鴉”？涂鴉背后究竟隱藏著他們怎樣的情緒和心理訴求？我們的文化教育傳播工作還存在著哪些片面和謬誤之處？能否通過教育傳播方式的調整，正面滿足他們的精神和心理需要，讓他們被壓抑的“力比多”得以升華？
比如，我們的課本、教參形容杜甫總是“憂國憂民”、“現實主義”，哪管他“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性情、“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懷念、與朋友索要樹苗也要賦上一首絕句的浪漫。“憂國憂民”與“現實主義”當然是杜甫突出的特點，但是只對這些特點的反復強調造成了杜甫形象的標簽化，讓還處在青春期的孩子們觀察歷史人物的視角變得單一乏味，傷害了他們進一步探索的興趣，甚至刺激了他們的逆反心理。
說白了，孩子們對杜甫的涂鴉，還真不是針對杜甫本人，他們有意見的，是我們這些教育和文化的從業者。誰叫大人們把杜甫們都當成他們說話的工具，壓得紙一般單薄？
孩子們嬉笑怒罵，大人們應該如芒在背，知恥而后勇。今年正值杜甫誕辰1300周年，果能如此，杜公有靈，亦當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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