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評論作者
“我只是行賄，為什么判得比受賄還重？”——廣東韶關宜達燃料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原全國人大代表、“粵北首富”朱思宜案，由廣東省高院派員在河源中院二審開庭。庭審中，朱思宜認為一審法院判刑16年過重，懇求改判。（《京華時報》11月27日）
過去常聽一些受賄貪官抱怨“收錢的判刑，送錢的沒事”；如今，又有行賄商人抱怨“我只是行賄，為什么判得比受賄還重？”于是，衍生出來一個疑問：行賄與受賄，究竟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到底哪個應該比哪個判的重？曾有觀點認為，先有行賄后有受賄，行賄是受賄之因，行賄是腐敗的根源；更多公眾則認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未必先腐而后蟲生。
其實，爭論行賄受賄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行賄者既有被動無奈的，也有主動出擊的，貪官受賄除了主動索賄，更有一些貪官感嘆：行賄的人都是含著眼淚讓我把錢收下的，我覺得我不收就對不起他們（江蘇睢寧水利局原局長張新昌語）。至于到了法庭上，行賄受賄雙方互相抱怨誰害了誰、誰應該判的更重，根本無所謂雞與蛋，而是純粹的狗咬狗，為的是給自己卸責減刑。
在更普遍的現實中，行賄受賄者其實是一對牢固的腐敗同盟關系，長期你好我好地一切盡在茅臺中。直到東窗事發后，這種同盟關系才被打破：行賄者抱怨受賄者“不送錢根本辦不成事”，受賄者則抱怨行賄者“啥時候也不會說出去”的承諾根本靠不住。問題是，權錢交易行為不但行賄者的承諾靠不住，反腐監督的制度更加靠不住，東窗事發的比例看上去不小，其實并不高。
在受到查處的數量有限的腐敗案件中，“行賄無罪”更是當前一塊最大的短板。因此，一些網友對被重判的朱思宜表現出同情，并且揶揄道“受賄者高興了，看行賄者以后還敢舉報”，實則大錯特錯。人家為減輕罪責互相狗咬狗呢，我們激動個什么勁？必須認識到，只要行賄可以肆無忌憚毫無風險，指望官員個個廉潔不受賄，注定了什么都是浮云。
回到朱思宜案，他之所以被重判，其實只是一個專業的法律問題。朱思宜一審被判16年，是因法院認定其犯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而兩罪并罰。朱思宜則認為，自己只是單位行賄罪，所以判重了。朱思宜將200萬元送到公安局長家中，究竟是個人行賄還是單位行賄，交給法院去獨立審判即可；但應該看到的是，“單位行賄”事實上已經成為行賄無所顧忌的一塊擋箭牌。
我國刑法規定，犯單位行賄罪，無論數額如何巨大，主要負責人刑期皆在五年以下；而犯行賄罪，則最高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在現實中，單位行賄與個人行賄根本不是涇渭分明，很多行賄者正是借著單位行賄的罪名而輕松逃脫法律的嚴懲：出事的概率本身就不高，出事了還有單位行賄的擋箭牌可用，為私利而行賄焉能不猖獗？于是為了達到目的，即使“含著眼淚”也要把錢送出去。
嚴厲打擊腐敗行為，行賄受賄一個也不能少，他們誰也不值得公眾同情。我們既不必糾結于行賄受賄雞生蛋、蛋生雞的偽問題，更不必為他們在地獄門前的狗咬狗表演而同情心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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