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上呈現的全國“兩會”越來越熱鬧了。這很大程度上是媒體制造的效果。兩天前，我接到一個跑兩會會場的記者電話，他說：肯說話的就是那么幾個人，大部分的代表、委員見了記者，根本扭頭就走。這和我多年跑兩會外圍報道的經驗相符。兩天前，有媒體女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北門口——所謂的“部長通道”，圍堵前來與會的部長——這些部長中相當比例是全國人大代表，半推半就令他們接受采訪。雖然帶有“半強迫”性質，但還是有很多部長不給面子，決不肯對記者吐一言。
在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中，5年來，有多大比例在兩會期間從未曾接受過媒體訪問？如果做個統計，答案會很有趣。那些喜歡公共表達者，基本都被媒體塑造成了明星代表。不在媒體露面的代表，一部分是沒能提出足以吸引眼球的建議、議案，自然無法在媒體上占據一席之地；另一部分是不希望媒體放大自己的聲音，沉默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狀態。當然，其中也不排除有的代表，是出于擔心媒體報道歪曲自己原意的考慮，而選擇回避。這些在兩會期間選擇沉默的代表，最需要直面我們的追問：代表之于你們，更多是一種身份榮耀，而非職責與義務么？
現在的問題是，兩會關系國民參政議政大計，近年來，有些代表或委員屢有缺席，而其中個別不具備問政能力，專以與部長握手言歡為榮，也令民間產生反感；官員的比例也過高，造成監督者與被監督者身份的重合。對現實中位高權重的官員代表而言，在每年3月的這個時段，他們也不需要在自己熟稔的領域內，作為代表提出質詢——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被質詢和提問的對象。
喜歡面對媒體的代表，大多來自學界、商界和相對基層的組織，他們有自己的知識與利益，需要表達與贏得支持，“明星代表”的光環有時對他們是有利的。而對于那些高官代表，他們所執掌的領域，常常需要面對很多敏感的輿論發問，在一部分人的考量下，回避也可能成為最佳選擇。平日里，媒體想要采訪這些高官，可謂難上加難，兩會時，靠現場的圍追堵截、死纏硬打，也能收獲很多珍貴信息——譬如聶樹斌案，就得到了河北高院院長的回應。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也是一個被媒體倒逼出來“積極回應”的現實機會。
從道理上講，人大代表人民選，人大代表即便從爭取人民支持的角度出發，也應該主動利用媒體平臺，塑造自身形象。哪有見了媒體扭頭就走，或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三五個記者攔住死纏硬打，也堅持“沉默是金”四字箴言的道理？
因此，那些不愿面對媒體的代表，有可能是內心深處對代表職位的義務沒有足夠的認識，這當然也值得我們的制度設計者深思。
（韓福東知名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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