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和熱議。一些代表委員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境況和心態。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稱，中等收入群體是成熟社會的中堅力量，現在卻陷入了群體性焦慮。（3月13日《北京晨報》）
很大程度上，中產是不太容易躋身的階層，而中等收入群體則直接與財富線性關聯。有報告就顯示，到2009年我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這一龐大的群體，為生活與理想奔波經年，終于成為成熟社會的中堅力量。但面對高昂的物質生活成本，他們卻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向底層滑落的焦慮。
事實上，今年兩會期間，除了“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引發熱議之外，崔永元一句“月薪過萬不夠花”的實話，代表委員“10元錢能買啥”的調查，都讓人們對中等收入階層的生活、心理狀態，有了更直接的觀感。對他們來說，最讓人揪心的，不是“四袋蘋果的價格直逼蘋果四代”，而是怎樣才能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上擁有一種持續穩定的保障，怎樣才能免于因病返貧、一套房子消滅一個百萬富翁的恐懼……
也許，面對物價高企、財富貶值、保障乏力，中等收入群體一直都在焦慮地唱著“忐忑”。而要構建一個健康穩定的社會，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從而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社會穩壓閥”的作用，也只有緩解這個群體的焦慮，讓他們有繼續向上流動的空間，而不是徒留向下滑落的恐懼。
誠如代表委員們的建言，要培育做大中等收入階層，不僅要織密社會保障網，更要從減稅、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多方面著力，讓利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民眾對拿到手上的收入實在可感；通過結構性減稅，為社會減負，讓民生免于被稅賦剝奪，令民眾乃至企業輕松前行；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不僅覆蓋低收入群體，也要為中等收入群體兜底；打破壟斷藩籬，破除既得利益堅冰，讓社會財富更公平公正地分配。
也許，面對如何緩解社會焦慮情緒、如何增強民生幸福感等諸多疑問，我們缺的從來都不是答案。只有真正站在民生福祉的角度，踐行公共責任，還利于民、為公眾減負，群體困惑與焦慮或才能得到緩釋，民眾乃至社會才能夠輕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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