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消息引發熱議。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稱，中等收入群體是成熟社會的中堅力量，現在卻陷入了群體性焦慮。易敏利稱，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殺了城市工薪階層的財富積累能力，制約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3月13日《北京晨報》）
代表委員認為，“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境況和心態，對此，該如何認識？在筆者看來，中等收入者陷入群體性焦慮是當下的一種重要社會表情，不同人士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站在社會表情的立場上審視之，可以給我們帶來諸多啟示。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對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的調查，已經有7成白領成為過勞模。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基本沒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們的工作強度可能比“勞模”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一來，怎能不關注中等收入者的焦慮？如果說中等收入者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其關鍵并不是那些或高或低的收入數字，而是擁有一種具有前景、穩定且能實現自我價值的生活。但是，中等收入者陷入群體性焦慮表明，他們的焦慮在于對社會可預期和自身發展可預期的不確定性上，對自身命運的無法把握上。
之所以出現“中等收入者群體性焦慮”，在于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是要命的，但他們面臨的道路非常狹窄：要么努力進入高收入群體，要么往下走，返貧為低收入群體。因為對于中等收入者來說，高房價、看病貴等因素透支的不僅僅是今后幾十年的收入，還有再教育或者投資或者創業的機會，也透支了往上發展的路徑。
而之所以認為這種群體性焦慮是社會表情，在于焦慮不再單一地屬于某個群體、某個個體，而是呈現出普遍性和累積性的狀態。普遍的焦慮感，已成為一種社會心態，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過，應明確，社會焦慮的根源在于人們對社會身份、社會環境、社會預期缺乏一種安全感和預期感，這也可以從住房焦慮、醫療焦慮、公益焦慮、擁度焦慮等方面加以條分縷析。
不過，應認識到，焦慮不可怕，并不是我國民眾所獨有的，經濟學家劉易斯指出，“置身于市場經濟中的民眾無人能預測社會制度中的各種動力，以及伴隨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等，總是惶惶不可終日”。也就是說，這種現象在國外也出現過，正因為如此，強化人們對社會的安全感和歸屬感是消解個會焦慮、滿足個體訴求的關鍵所在。而這就要盡可能地降低盡可能地降低社會成員所面臨的風險因素，減少其正常生存與發展的后顧之憂。否則，就意味著焦慮成了一種社會表情。
現在似乎已經進入“全民焦慮”的時代。而我國民眾的焦慮既與社會轉型有關，但更多的是與公平、安全、社會流動機會匱乏、社會結構失衡有關，恰恰是后一種因素催生了“全民焦慮”這一社會表情。應明確，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社會就只能在焦慮狀態下前行，而這種狀態下的前行，注定是病態的。因此，如何破解“中等收入者陷入群體性焦慮”就關乎如何防止焦慮成為社會表情的大問題。
附著在“中等收入者群體性焦慮”身上的社會表情值得重視，而跳出“中等收入者群體性焦慮”審視社會焦慮，同樣是一種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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