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政協委員厲以寧在會議上表示，現在教育資源非均衡配置是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階層固定化，形成職業世襲化。農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專門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農民的孩子外出當農民工，他的孫子也只好當農民工。”(3月11日中國新聞網)
厲以寧談到的，是久為人們所熱議的社會階層固化問題。既然社會階層固化的堅冰難以消融，各界有識之士在各種場合，尤其是在全國兩會這種重要參政議政場所針砭時弊，便具有了促使堅冰消融的“熱力”價值。在厲以寧委員所作的《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和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發言中，教育資源的非均衡配置不僅是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導致職業世襲化這一社會弊端的根源。
教育，自古以來就在國人心目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孫康映雪、鑿壁偷光等千古流傳的勵志故事，都向人們講述著一個個寒門出才俊的傳奇經歷。讀書，成了古往今來人們改變自身命運、進而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重要途徑。但當時代演進到當今時代的時候，教育還能否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繼而以社會階層結構的優化激發社會進步的活力，居然成了一個令人糾結的社會熱點問題。正如厲以寧委員所言，教育資源的非均衡配置，造成了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就業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下一代的不平等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跟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有關，跟財政性教育投入在近十幾年里遲遲不能達到占GDP4%的比例有關。這種體制弊端和教育欠賬的消極影響，就是使城鄉孩子在學前教育的幼教階段，就“輸在了起跑線”上。城市精英階層的孩子可以上軟、硬件設施都相對完善的優質幼兒園，貧困農村地區或城市低收入者的孩子卻只能依據自己的經濟能力，選擇辦學條件相對較差卻收費低廉的幼兒園。社會階層的差距，就這樣在啟蒙教育階段就顯現出來。更莫說，在大學生就業這一決定人生走向的關鍵節點上，那些坐擁父母的權力、地位、財富等社會資本的“官二代、壟二代、富二代”們，將僅擁有受教育程度這一人力資本的“窮二代”們，遠遠甩在身后。
毋庸置疑，這種靠社會階層的代際傳遞所形成的階層固化，由于并不能將真正的人才遴選甄別出來，顯然無助于社會的進步。社會的和諧進步，需要人才的合理流動，需要出身雖然低微卻才干出眾的人才，來替換那些雖然出身顯赫卻碌碌無為的庸才，而教育，就是這么一個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篩選器”。由此看來，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其社會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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