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前整個社會似乎有這樣一種信念：經濟增長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現在，整個社會恐怕需要逐漸放棄增長萬能論信念，逐漸接受這樣一個理念：政治結構存在問題，那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價值、文化領域存在缺陷，那就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圖說：資料圖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工作的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高速增長期已告一階段，國民經濟上了一個大臺階，現在需要實現另一次工作重心的轉移，從經濟建設轉向社會秩序建設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5%。這是我國GDP預期增長目標八年來首次低于8%。溫家寶解釋說，這一調整主要是要與“十二五”規劃目標逐步銜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以利于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發展。
應該說，這一調整確實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征和實質意義。2004年，我國曾將GDP預期增長目標定為7%。而自2005年開始，這一預期目標連續七年被確定為8%。當然，事實上，整個“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速為11.2%，遠遠超過8%。
出現如此高速增長，倒也并不奇怪。中國是一個后發國家，由于20世紀中期的制度扭曲，增長被大大滯后，從而也就享有巨大的后發優勢，中國之外積累了大量成熟的技術、市場，中國國內淤積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得以釋放，再加上世界先進技術大量涌入中國，國外市場也對中國開放，中國經濟很自然地出現了爆發式增長。
是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然現象，19世紀末的德國、美國，20世紀中期的日本，隨后的韓國等國家，在與當代中國類似的階段，也都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高速增長期。不過，同樣自然地，這一高增長周期會終結，經濟會降落到一個較低的增長區間。種種跡象表明，當下中國很可能已經進入這樣的增長速度轉換期。因為，工業化已告一個段落，發達地區的城市化也告一個段落，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有所下降。
最高明的治理是“順其自然”。既然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告別高速增長期，政府就應當順應這一自然趨勢。但是，在中國，順應這一自然規律存在相當大的難度。因為，過去二十多年來出現了一種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各級官員的政績與其轄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捆綁在一起，追求政績的官員們并不愿接受平穩增長的事實，而是希望采取種種人為措施，確保維持本地經濟的高速增長。這是一種拔苗助長的行為。
這種行為本身會對經濟社會帶來危害，同時也遮蔽了官員們的視野，讓他們忽略更為重要的問題。所有國家在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之后，都會出現社會失調現象。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增長會造成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比如財富從土地所有者手中轉移到工商業者手中。同時，社會結構會發生巨大變動，比如農民城市化，形成城市貧民階層;另一方面，中產階級興起，形成日益強大的利益和權利訴求。而政治結構的變化通常比較滯后，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之間會出現嚴重錯位，從而帶來社會關系的緊張。這一點，在這幾年已經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因此，一個國家在經歷經濟的高速增長之后，必須集中注意力于結構與制度問題。否則，緊張加劇，就可以導致比較嚴重的沖突。
這也是當下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就是說，精英群體，尤其是執政黨、政府關注的重點，不應再是經濟增長，而應當是結構性調整，是制度建設，概括而言，就是秩序建設。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工作的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高速增長期已告一階段，國民經濟上了一個大臺階。而社會的結構性矛盾與制度扭曲，已成為主要矛盾，現在需要實現另一次工作重心的轉移，從經濟建設轉向社會秩序建設。
這個秩序建設包括人們熱烈談論的政治體制改革。確實，目前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比如，大量農民工沒有被納入有效的公共服務體系中，而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要求也沒有被納入制度化渠道。不過，秩序建設不只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也包括價值與文化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十幾億中國人如果沒有價值共識，是很難緊密聯結為一個共同體的。
從今年開始，把GDP增長速度降低到7.5%，表明了高層的政治態度，那就是，GDP不再那么重要，并不強求GDP的高速增長，而把注意力放到增長速度之外的問題上。
當然，我們希望，政府的注意力除了關注經濟，還應該更多地關注經濟之外。以前，整個社會似乎有這樣一種信念：經濟增長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現在，整個社會恐怕需要逐漸放棄增長萬能論信念，逐漸接受這樣一個理念：政治結構存在問題，那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價值、文化領域存在缺陷，那就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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