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什么政府提倡經濟轉型，希望發展內需型經濟，卻要用稅收制度約束消費者呢？原因是復雜的。但有兩點是要害，一是財政稅收部門不愿意減稅；二是各政府部門對內需型經濟需要承認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及其權益的認識不足。
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近日在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聲稱，因為國內增值稅過高，他們的產品沒法賣得不貴。這話有企業利益驅動，但他所說的現象：同樣品牌的同一種產品，由于國內稅收的原因，價格比國外貴許多的確大面積存在，這不僅包括國內的品牌(比如電腦是聯想，家電就是海爾)，還包括很多國際品牌。吊詭的是這其中很多品牌的終端產品產地就在中國。
比如聯想電腦。按道理在中國市場，聯想應該是成本最低的，這種充分市場競爭的產品，打的就是價格戰，成本最低，銷售價格當然也應該最低。但事實相反，以聯想平板電腦IdeaPad K1Tablet(32GB)為例，美國聯想官網售價為499.99美元(約3149元人民幣)，而國內售價卻為3499元人民幣，前者比后者便宜350元。也就是說加上跨越太平洋的運輸成本之后，這款聯想電腦還能比中國原產地便宜10%左右。
熟悉市場銷售的人也可能會認為，這未必是中美之間稅收差距造成的。因為跨國銷售產品的企業，原產地的價格較貴并不奇怪，有時甚至是跨國企業的主要經營手段。比如奔馳汽車在德國的銷售價格長期高于美國的價格，稅收卻未必是其主要原因。這涉及到諸多的成本計算，比如市場的容量，銷售一千臺奔馳和銷售一萬臺奔馳，就廠家來說成本差別巨大。美國顯然是比德國大很多的市場，奔馳美國便宜德國貴不完全是稅的原因--盡管德國的稅可能是高一些，但奔馳在美國也有生產基地。從這個例子來看全球各種產品的銷售價格，尤其是充分競爭產品的銷售價格，有一個事實大約是可以視之為真理的，即市場越大，購買力越旺盛的市場，其消費者享受到優惠價格的可能性就越大。汽車如此，家電和電腦也是如此。
而中國目前在這幾個市場的銷售量都是全球老大，但中國的消費者無一例外從來沒有擁有過和旺盛購買力相匹配的價格談判權。中國汽車市場銷售第一，但奔馳的價格即使不是最貴，也是次貴，反正比美國德國貴不少；中國家電生產和銷售都是全球第一，但著名民族品牌海爾電器基本上也是美國比中國便宜。這樣的實際情況顯然不是廠家笨蛋看不清市場的趨勢，更非消費者不夠聰明不知道選擇價廉物美的日常消費品，而真的就出在政府限制消費的稅收上了。
這個原因之一就是楊元慶說的中國的增值稅太厲害。就聯想集團這樣全球采購、全球生產和全球銷售的企業來說，哪一個國家的稅收成本對業績造成的影響是心知肚明的，這是在經營之中的直接體會。美國沒有增值稅，市場又大，肯定最受企業歡迎；歐洲平均為10%，日本為4%，也都低于中國(中國增值稅率有17%和13%兩檔，目前在上海推行的改革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平均下來依然比較高)。中國增值稅顯然是影響中國消費品物價的直接因素之一，因為增值稅是流轉稅，最終是由消費者承擔的。
而問題還不止增值稅，為了購買到東西和服務，中國消費者還要承擔營業稅和消費稅，甚而以至于地方政府還有可能向消費者征收某些費，比如在海南住酒店就有特別的基金要繳納，在北京坐出租車也要另外繳燃油費。凡此種種都和楊元慶抱怨的增值稅過高一樣，都是政府對消費者消費能力的限制。
為什么政府提倡經濟轉型，希望發展內需型經濟，卻要用稅收制度約束消費者呢？原因是復雜的。但有兩點是要害，一是財政稅收部門不愿意減稅；二是各政府部門對內需型經濟需要承認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及其權益的認識不足。
前者最為直接的反映就是全球優秀的企業(如聯想這種經過充分市場競爭走向全球的企業)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購買力的蓬勃興起，而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政策下的政府稅收系統，卻依然沉浸在出口退稅、盲目刺激生產之中，不考慮市場的格局已經發生了中國從必須以滿足出口來生產的經濟發展到面向全球生產、購買和消費的實質性變化。要全面改革這樣的稅收制度制約消費的現狀，還比較難。
世界奢侈品協會去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10年2月初至2011年3月底，中國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為107億美元，但同期中國人在歐洲市場購買奢侈品消費累計近500億美元，是國內市場的4倍之多。這顯然是海外市場價格優惠造成的。
假如這些錢消費在中國本土，會有什么樣的效果呢？
對經濟運行的其它影響不說，僅從財政收入來看，進口的稅基可能就大了，稅收收入可能不降反升。比如說假如500億美元的歐洲奢侈品的消費，因為降一點點關稅而產生了商品價格的優惠，消費發生在國內，則中國就憑空多出3000億元人民幣的商品進口，而這些商品進口后的消費稅、增值稅和營業稅不會交到國外，按照平均綜合稅率30%(這不算低估的稅率，消費稅基本都在15%以上)計算，就是900億。
這其實是一項雙贏的稅改，既符合消費者的利益，又能兼顧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這種事都不做，內需豈能不被稅都趕跑了？
(作者系獨立財經觀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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