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璐晶｜北京報道
82歲的吳敬璉仍然保持著對中國經濟最敏銳的觸覺和知識分子應有的勇氣及膽量。
吳敬璉的好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書蓮曾說過，吳敬璉最大的特點是“執著”，執著在工作、學習、生活……向科學進軍、搞市場經濟、學英語、學習西方市場經濟學、寫文章。
也許正是因為執著于自己的信念，吳敬璉從不畏懼在中國改革進行的任何階段發表自己的見解。1992年，他向中央建議：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經濟改革的目標；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場經濟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國股市為“沒有規矩的賭場”；近期，他提出“重啟改革議程要求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并舉”……
吳敬璉多次被推向風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誤讀。但他并沒有退縮，而是一直在為“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而奔波，為“中國增長模式抉擇”而探究。
今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南方談話發表后，中國改革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推進新階段，中國經濟進入持續快速增長的新時期。20年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但同時也積累了相當的社會問題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艱巨性不亞于20年前。
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問題，《中國經濟周刊》對吳敬璉進行了專訪。
南方談話的遺憾
《中國經濟周刊》：今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南方談話對當下改革的意義何在？
吳敬璉：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發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上世紀90年代初期，整個改革停頓了，經濟下滑的趨勢無法解決，鄧小平南方談話扭轉了這種局勢，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改革開放30多年，特別是南方談話之后的大致10年時間，我國在經濟改革上進展是最快的。
當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與1980年的“八一八”講話相比，1992年重啟的改革存在一個明顯的遺憾，就是只注重經濟領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樣，要求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并舉。就像鄧小平在1986年說過的，“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這不但延遲了法治、民主政治等體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職能轉變、國有經濟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92年重啟改革潛伏了一個問題，就是當改革推進到壟斷國企和政府職能時，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問題，我覺得或多或少都與壟斷和政府職能有關。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
但是回頭來看，這個“缺點”是受當時經濟和政治形勢的影響，盡管如此，南方談話對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總的歷史功績是顯而易見的。到了21世紀，中國變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這跟小平的南方談話有直接的關系，是它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沒有法治，市場無法正常運行
《中國經濟周刊》：南方談話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作為“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的中堅力量，您認為市場經濟的核心體現在哪里？
吳敬璉：市場經濟核心的、本質性的問題，就是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經濟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夠把稀缺的資源配置實現最優的配置。
有效配置資源，可以通過兩種方法：一種就是用行政命令，就是計劃經濟；一種就是借助市場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或領域介入。市場配置資源要通過價格，而價格形成必須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市場價格反映了資源需求的稀缺程度。市場最終會使資源流向最稀缺的地方，這個過程也使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得到提升，而產業結構也不斷演進。
《中國經濟周刊》：在配置資源方面，現階段出現了什么問題？
吳敬璉：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乏力、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通脹壓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資拉動，帶來的問題是國富民窮，勞動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靠黨政機關主要領導拍板，而不是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由企業來決定。所以核心的問題還是要形成一個好的市場體系。
如果從經濟改革出發，現代市場經濟一定是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
原始的、早期的市場，它的正常運行可以靠人際關系保障，因為參與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識。所以在進行交易時，參與者不誠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誠信很可能就導致不會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這種條件下的市場同時也決定了市場范圍很狹小。
但是到了現代市場，大家是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范圍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認識，做過這次生意以后，也許就沒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騙了你，明天再去騙別人，別人完全不知道他是個騙子。在這種情況之下，就要依靠法治來對交易進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風險。沒有法治，現代市場是無法正常運行的。
所以，現代市場經濟首先需要法治作為保障，特別是對于產權的保護。市場交換就是互相交換產權，如果沒有法律來保護產權的話，這生意就沒法做了。這是從經濟本身來說。當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經濟要求，它是人的一種追求目標。
《中國經濟周刊》：外國市場的約束性似乎比國內好些？
吳敬璉：這正是因為現代西方國家建立起了法治。
沒有法治，一個人行騙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時就又上當了；特別在中國，還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護。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一是因為壟斷，另一個就是沒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況之下，監管者自由裁量權過大，市場就不容易形成統一的規則，還容易導致設租尋租等腐敗問題，市場就運行不好。這兩個問題都涉及政府和國有大企業，牽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國有企業是不是應該擁有行政壟斷權。
國企應該繼續“退”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國企改革的難點和攻堅點在哪里？
吳敬璉：國企改革就是要繼續執行黨的十五大的有關決定。十五大指出，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要有進有退，只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企要有控制權。而且，十五屆四中全會還把關鍵領域規定為三個行業、一個領域，就是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和具有公益性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但是到了2006年，有部門提出，對七個行業國企都要實現絕對控制，還有若干個行業要實現相對控制。
《中國經濟周刊》：現在的情況是國企沒有“退”，反而在“進”？
吳敬璉：是的。我們執行了一段時間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例如，2002年國務院批準了電力和鐵路最后兩個重要行業的改革計劃。電力改革提出要實現網廠分開、競價上網。電力改革到現在十年了，只把第一個目標實現了，但后一個目標還有待繼續推進。所以，電廠現在日子并不太好過，因為網廠已經分開了，發電環節已經實現了競爭，特別是煤價已經放開了但電價還是管制的，所以有些電廠現在都不愿意發電，這也是不得已的事。而電網公司則變成了唯一的買家，一直管到配電，再賣給居民。市場經濟得有競爭，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一樣要不得。
改革是有難度，經濟增速高了，日子好過了，改革的壓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經濟困難的時候，反而又不敢改了。比如在電力領域，如果放開電價管制，電價就要上漲，所以必須管住電價，免得CPI上漲。如果是這樣，那改革永遠不可能推進，越來越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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