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關于話語權，第二個是關于正義，第三個是關于進步中國。
關于話語權。先講個例子。在去年一次與拉美班學員座談時，哥倫比亞一名上校發言說，你們中國人過去支持的哥倫比亞游擊隊，現在都在販毒，你們現在發展很快，有錢了，不應該對我們作一些補償嗎？
他講完后，我方學員一片啞然。我想，我得說幾句。我說，首先，中國的確支持過很多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國家要革命，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這是20世紀的歷史洪流。聯合國成立時成員國只有40多個，21世紀初時成員已經達到190多個，也就是說整個20世紀有150多個國家獲得獨立解放，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進步。我問那位上校，你說中國支持哥倫比亞游擊隊，你知道我們還支持過南非的曼德拉嗎？后來的曼德拉成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東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當年對這個非國大青年領袖、非國大軍事組織負責人，有誰幫助他？他最艱難的時候，是中國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幫助。可當時的美國人、英國人在干什么呢？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終生厭惡曼德拉；美國支持當時的南非政權，就是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曼德拉才被抓住，關了27年。美國當年支持的西班牙的佛朗哥、韓國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維、智利的皮諾切特、南越的阮文紹和阮高祺，都是聲名狼藉的獨裁者。美國的這些記錄今天就忘記了？美國當年實行種族隔離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領袖威廉·羅伯特跑來中國避難，他的兒子小羅伯特就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上的學，這不是中國的支持？可以說，中國主持了國際正義。至于說一些人后來跑去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我們支持的初衷和目的毫不相干。中國支持所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這是我們的責任，中國在整個20世紀為世界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正能量，無須道歉或補償什么。那位哥倫比亞上校聽得很專注，頻頻點頭。晚宴時他過來握手，說很感謝，沒有想過我講的這個角度。
共產黨人主持了人類的正義、社會的正義，這是我們話語權。我們是正義的嗎？我們主持過正義嗎？我們還將為正義而奮斗嗎？今天一些人對這些問題產生了動搖，還要“懺悔”。甚至有的人覺得“兩頭真”——參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間跟著共產黨干的這一段成了假的。就像黃永玉畫的那幅諷刺漫畫：“這個人的一生：正確的+錯誤的=零，白活了”。還有一些人熱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證顛覆大歷史，用局部之真顛覆歷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時代描繪為大災難、大悲劇。這種扭曲心態，哪里還能感覺到一絲一毫的社會正義？
我覺得，共產黨從建立之日起，從“打土豪、分田地”到為人民服務、實現共同富裕，都體現了對社會正義的追求。這是我們的資本，是共產黨民心歸一的力量源泉。我們今天講話語權，當然需要語言技巧和傳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響力來自對社會正義的主持。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義凜然，需要在原則面前的堅定性！
我正在寫一部電視紀錄片《血性軍人》的腳本，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我們軍事學院戰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這位我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講臺上。最近看材料，知道他年輕時的理想是“向往當一個梁山好漢”，“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對正義的追求，哪像我們今天的一些人，路見不平掉頭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這種頂天立地的正義感消失了。對除惡的擔當、對平等的向往、對正義的力挺，是那一代共產黨人最強大的力量，一旦失去這種英雄氣概、擔當精神，必然是綏靖的空氣、委曲求全的空氣、是非不清的空氣、“活麻雀比死老鷹強”的空氣。
同樣的，一些人認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義。我覺得，這是對黨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就像恩格斯批評第二國際伯恩斯坦時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只要增長，不在乎正義，最后導致原則模糊不清甚至喪失。“一切通過發展來解決”成為普遍的思路，“以空間換取時間”成為普遍的方式，用錢來擺平一切，行不行？我覺得不行。
共產黨人不能放棄原則性、失去堅定性。一些人主張要加入富國俱樂部。去年底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某著名大學的一位學者公開講，中國人要有富人心態，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窮人混在一起。這種心態和論調，居然可以登堂入室！這讓我想起1997年參觀美國西點軍校時的情景。當時美國駐華陸軍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參觀，他是西點軍校1978年的畢業生。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陳列著上甘嶺537.7高地和597.9高地兩個模型。胡伯中校指著模型對我說，這兩個高地你們只有兩個連守衛，而我們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這是為什么？
是的，我們當年守住高地，只有兩個連，而在今天，還有沒有這樣的精神高地？還有沒有這樣堅強的隊伍？還能不能在炮火硝煙中看到仍然高揚的旗幟？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會多元的旗號下，主動地、全面地、大張旗鼓地棄守高地，“告別革命”，甚至還有人提出“你是站在政府一邊，還是站在老百姓一邊？”如果是到了這一步，那么毛澤東當年提出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命題再次出現了，這是我們共產黨人今天必須面對的歷史性拷問。
一位軍職干部跟我講，前幾年參加會議，一位領導推薦大家看一本書《忠誠與背叛》，講當時的地下黨一些骨干腐化叛變、出賣組織的故事。這位軍職領導跟我說：“他講這些話的時候，眼中淚花閃爍，我們當時都很感動，我回去要求給大家每人買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了腐化問題，我該怎么給干部戰士們解釋？！”他問得很誠實、很尖銳。一位高級領導干部，如果失去信仰和人格的約束力，同樣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泥潭。蘇軍戰將朱可夫在二戰勝利后擔任駐德蘇軍總司令期間，把德國的油畫、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來。克格勃向斯大林舉報，說朱可夫貪污。斯大林就派他出差，克格勃乘機去家里搜查，把財物全部拉走上報。朱可夫回來一看事已至此，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蘇聯元帥的軍銜、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就寫“布爾什維克朱可夫”，只要求保留他的黨籍。你不能說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沒有自律和監督制約機制，特別容易出問題。同樣，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精神危機。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堅定理想信念。
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掌握在中國共產黨人手里；中華民族的命運，掌握在中華民族手里。我們今天講話語權，我們是否還擁有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經被人繳械了？能不能也向全世界提供精神產品？今天一些人在外面到處尋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領導同志說，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什么？信息技術與能源結合就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了？明顯是忽悠嘛。對這本并非嚴謹的書我們竟然如此重視，連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驚。這是什么問題呢？不接地氣地“山寨”別人的思想，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沒有自己的思想，我們何談掌握話語權？
關于正義。正義離不開精神高地，離不開捍衛這一高地的斗爭精神。共產黨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爭精神。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蔣介石在他的家鄉檢討自己的失敗，他把共產黨的優點概括為七條：第一、組織嚴密，第二、紀律嚴厲，第三、精神緊張，第四、手段徹底，第五、軍政公開，第六、辦事調查，第七、主義第一。這是我們的對手概括的共產黨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丟掉這些，只會喪失自己。香港回歸時，一些人跑了，覺得共產黨的斗爭精神太厲害，后來一看沒什么動靜，又都回來了。“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但一些人只記住了“兩制”，忘掉了“一國”。今天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我認為是去殖民化。任何一個過去被人家統治、今天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和地區，都要進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你看看，印度、韓國，再看看老蔣到臺灣后的去殖民化。印度獨立后，德里、孟買、加爾各答這些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蔣到臺灣后，日語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日本名字不許再叫了。李登輝原來叫“巖里政男”，老蔣不讓他叫了，只好又叫李登輝了。而香港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動作，維多利亞灣今天還叫維多利亞灣；麥理浩道今天還叫麥理浩道。行政體制、司法體制、教育體制、學校教材，都未觸及。這是“一國兩制”嗎？國民教育教材無法實施，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必須實行國家體制、憲法、國旗、國徽、國歌的基本教育啊。一些人打著前殖民地旗幟游行，這真是其他國家未曾出現的奇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內地問題在香港的反應，是一些人對斗爭主動權有意無意地放棄。今天不少黨的干部不想抓、也不會抓黨的建設，不想抓、也不會抓思想建設，不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一些地方黨委書記的重點放在招商引資、土地出讓、項目開發上，黨不管黨、政不議政，忘掉正義，喪失純潔，全部動力只剩下經濟驅動。
《白鹿原》作者陳忠實講過一句話，很深刻。他說，我們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們今天思想太多了，東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現代的，什么思想沒有啊，但沒有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澤東說：馬克思的思想勢如破竹，魯迅的思想勢如破竹。勢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樣，毛澤東思想也勢如破竹。勢如破竹的基礎在哪里？第一，植根于中國大地；第二，能夠找到解決這塊土地上發生問題的辦法。古希臘的普羅塔哥拉講，大腦不是一個等待填滿的容器，而是一個需要點燃的火炬。中國共產黨人最有價值的工作，就做點燃人們大腦的火炬。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爭中實現的。而我們今天一些同志放棄了精神上的武裝，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還能感覺到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嗎？
共產黨人不管職位高低，首先要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你不主持正義，沒有原則，有誰愿意跟你走？今年初我給《人民日報》寫評論，引用了抗日戰爭期間最黑暗、最困難的時候一位學者說的話：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共產黨人就是這樣的優秀分子。這樣的共產黨人，才能真正帶領全民族前進。
關于進步中國。我們今天的機遇前所未有。可以從幾個方面看：
首先是國力的全新起點。2004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5年連續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歷史性的變化。1978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想籌5萬美元都作難，銀行費大勁才拿來；他1988年春節在上海，問上海的領導同志財政節余還有多少？朱镕基實實在在回答，還有30億。小平同志說：好，我全拿走。朱镕基同志急了，說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們上海春節怎么過？小平同志說，你過不了春節，你知道全國還有多少個省市過不了春節？你看1978年、1988年我們的財政狀況就是這樣。你再看看今天，每年財政收入都在10萬億人民幣以上。這種發展、這種變化，毫無疑問是我們國力的全新起點。
第二，軍力的全新起點。富國強軍，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啊！我們家底子薄，國防建設長期在低水平循環。小平同志當年設想，什么時候我們GDP達到1萬億美元時，拿出100億美元投入國防，就能大大改善裝備，提升戰斗力了。現在我們的國防投入已經達到小平同志當年設想的10倍多。毛澤東、鄧小平當年設想的富國強軍最終都沒能實現，而今天正在實現。我們已經走過了軍隊建設的瓶頸，進入了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到陸軍、海軍、空軍、二炮部隊看看就知道，武器裝備明顯改善，軍人待遇顯著提高，軍事能力逐步增強。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董事長林左鳴講，我們以前與美國空軍的差距叫望塵莫及，今天可以叫望其項背了。再用20年、30年，爭取做到并駕齊驅。這是中國航空人的雄心壯志。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進步。雖然今天中國社會各種的缺陷、弊端都存在，但進步是無可否認的。
第三，國際關系的新起點。中國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中心之一，國家經濟狀況、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股市行情、國內政策調整等等，深刻地影響世界。今年兩會上周小川行長和易綱外匯管理局局長那場記者招待會，可謂字斟句酌、謹小慎微。為什么？因為今天中國央行行長一句話會影響中國股市、影響全球股市。我們雖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對巨大的風險。我們就像一個攀巖者，已經攀得很高了，但是要進入一個反斜面，才能登頂。所以，我們今天講問題中國，決不否認進步中國，我們的進步是歷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進步，也是歷史性的，過去我們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暢所欲言地討論問題。
（本文系金一南在《經濟導刊》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選自2014年第8期《黨建》雜志）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