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東海島嶼爭端為理由，警告“中日兩國正在滑向戰爭邊緣”。這個論斷或許有點過于杞人憂天，但是當前的緊張局勢，為一些敦促實行“遏制”中國政策的美國分析家提供了支持。
遏制政策是為另一個時代設計的，美國現在并沒有尋求，也不應當嘗試這種政策。在冷戰的初始階段，遏制意味著對蘇聯進行經濟孤立，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地區性聯盟則要制止蘇聯的軍事擴張。后來，讓“遏制之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感到懊惱的是，這種觀點催生了“多米諾效應”理論，而后者促成了越南戰爭的升級。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指的是，幾乎不進行任何貿易，也幾乎不進行任何社會聯系。然而，如今的中國絕非當時的蘇聯。中國并不是在爭奪世界霸權，而且美中之間不僅貿易額巨大，兩國還有大量學生和游客的交流。
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我1994年在國防部參與制定東亞戰略時，我們拒絕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有兩點。如果我們把中國視為敵人，它將來必定就會成為敵人。如果把中國當做朋友，就會為迎來更加和平的未來創造可能性。我們設計了一個“融合但兩邊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有點類似于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信任但核實”(trust but verify)策略。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并接受中國的商品和游客。但在1996年的一份聲明中卻重申，美日兩國戰后簽訂的安全條約，是東亞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礎。克林頓總統還開始著手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以沖抵中國崛起的影響。這個戰略贏得了跨黨派的支持。喬治·W·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在加深與中國的經濟往來的同時，持續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他的副國務卿羅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曾闡明，美國將會接受中國的崛起，并將它當做“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奧巴馬面向亞洲的“再平衡”，涉及將海軍資源轉移到太平洋地區，但也涉及貿易、人權和外交舉措。作為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去年11月說，美中關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競爭的元素”。亞洲不是鐵板一塊，亞洲內部的力量平衡應當成為我們戰略的關鍵。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國家，不希望中國主導一切，因而歡迎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除非中國能夠成功地提升其“軟實力”，從而吸引盟友，否則中國軍事和經濟“硬”實力的提升，可能就會讓鄰國出于忌憚集結在一起，從而沖抵中國實力。
相當規模的美國軍事和經濟存在，能夠幫助維持亞洲的力量平衡，塑造一個激勵中國開展合作的環境。但美國朝向亞洲的再平衡，不應太過強勢。我們不能忽視凱南對過度軍事化的警告，應確保中國不會感覺自己受到包圍或面臨危險。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夠合作抗擊氣候變化、流行病、網絡恐怖主義，以及核擴散，從而實現共同受益。隨著中國越來越依賴中東的能源，我們應當對海事監管展開磋商，確保船只自由航行，并將中國包括在太平洋海軍演習中。我們應當幫助中國開發國內的能源，如頁巖氣，也應當鼓勵中國和日本重新啟動2008年的一項聯合勘探海底天然氣的計劃。我們應當闡明，如果中國滿足一定的標準，就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這是一項針對環太平洋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提議。
應對一個崛起的中國，遏制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政策工具。實力的意義就是能夠獲得想要的結果。有時候，美國與別國合作時，比單純壓制別國時，實力更強。(作者：小約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曾為美國五角大樓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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