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戶”作為一個不被社會承認其客觀存在的群體，由于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項權利，黑戶們的整體素質也普遍較低，并且日益成為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隱患。
由于孩子的戶口問題無法解決，單身媽媽劉菲（化名），將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請求法院確認房山分局拒絕為其子辦理戶口登記的行為違法。
劉菲與李某在未進行婚姻登記狀態下生育孩子小杰（化名），因無力繳納33萬余元的社會撫養費，小杰今年已經8歲，卻仍是一個沒有戶口的“黑孩子”。從孩子的出生證明，到孩子的就學，一路走來每一個環節上，劉菲都少不了要費一番周折，四處“托關系”、“找熟人”，即便如此，目前在小杰的學籍卡上，身份證號一欄是空著的。
由于戶籍制度和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一個孩子出生后能否辦理戶口登記，需要各種證明，在一些地區，像小杰這樣的非婚生孩子，連出生證明的辦理也困難重重。沒有出生證明，就無法申報國籍、戶籍，無法取得公民身份號碼，也無法證明嬰兒出生狀態及血親關系。
今年10月，湖北省衛計委出臺管理辦法規范出生證明的辦理，要求“各簽發機構與管理機構不得以結婚證、生育證等作為簽發（出生醫學證明）的附加條件”。
事實上，原衛生部、公安部下發的一系列《出生醫學證明》管理規定都指出，辦理《出生醫學證明》需要查驗新生兒父母有效身份證件，并沒有將結婚證、生育證作為附加條件。但現實卻是，像小杰一樣的“黑孩子”是一個數量龐大的人群，湖北修訂管理辦法的新聞，使得“黑孩子”再次受到關注。
“黑孩子”
他們是一群無辜的孩子，但世俗的眼光和制度的條款，為他們打上了不道德產物的烙印。非婚生子女是他們在法律概念上的身份，而在社會隱性的亞文化層面中，他們還有一個更加尷尬的名字——“私生子”。
2013年的隆冬時節，在劉菲的案子開庭審理一星期后，記者見到了小杰。從北京南站一路向西南，經過西六環和高速公路一連串的收費口，出租車在房山區青龍湖鎮的幾條小路上盤桓著找不到方向，導航信號也時斷時續幾經失靈，從老北京的概念上來講，這里已算不上京城的地界，沿途景物也與普通的小縣城無異。輾轉找到劉菲家所在的小區，已經是晚上8點了。
劉菲一見面就開始向《新民周刊》解釋：“真是不好意思，剛剛沒回你的信息，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們家門鎖壞了，孩子回家進不去屋子，是我后來找人把鎖撬開的。都沒來得及給孩子做飯，讓他自己去我姨家吃了。”從劉菲有些無措的語氣中，記者感受出，這對相依為命的母子，生活的確過得不易。一位獨自撫養孩子的單身母親，生活中遇到的麻煩，又豈止是孩子的戶口？
一進劉菲的家門，小杰已經早早等在門口，看到母親帶了記者進門，又蹦又跳很是熱情。這是一個活潑好動的男孩，乍一接觸并不能感受到他與其他孩子的不同。“阿姨，剛才我聽媽媽說你走錯路了，你是不是坐到青龍湖小學那邊去了，我就在那上學，我今年剛上一年級……”和小杰的對話，就在這樣輕松活潑的氣氛中開始，直到記者在劉菲的指引下，找到電腦桌上的一張光盤，氣氛忽然轉彎。
事情發生時，劉菲正在廚房里炒菜，嘈雜的排風聲中，劉菲從廚房中探出半個身子，告訴正在沙發上和小杰聊天的記者，在她的臥室電腦桌上，有一張媒體寄來的采訪光盤，“前幾天有媒體的人來了，采訪完我之后，給我寄來了兩張光盤，我沒放出來，不知道是不是電腦的問題，你幫我看看……”
不等記者回答，小杰已經從沙發上跳起來，把記者拉進了劉菲的臥室，拿起光盤很熟練地放進了光驅。光盤果然放不出來，小杰忽然說：“不看也知道，肯定是說我媽的事。”說這話時，小杰一掃之前的活潑好動，語氣里有一種很難形容的負能量，是沮喪？是無奈？還是氣憤？
“他們說我媽生我要罰款，要不就不給我落戶口，罰款30多萬，我媽沒錢交不起，想賣腎……”小杰繼續說著。當記者詢問小杰，是在哪里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小杰回答：“他們一直和我媽說，見面也說、打電話也說，我聽見的。我覺得計生委和公安局的人真壞，我將來長大了想參加黑社會，報復他們。”這樣的話從一個剛剛上小學一年級的8歲男孩口中說出，記者愕然，一時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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