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稱“國研中心”)公開了其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下稱“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總報告全文近一個月后，市場突然以改革“路線圖”之名對其進行輪番解讀。
資料顯示，該報告由國研中心主任李偉、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擔綱領銜。近期有媒體報道稱劉鶴為三中全會經濟改革方案的規劃者，市場因此揣測國研中心的報告有可能與三中全會報告大面積重合。
昨日，一名政府高層智囊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報告基本以國研中心的自主研究為主，屬于提供給中央參考的眾多咨詢報告之一。市場對本次全會的期望較高可以理解，但不應因為國研中心的官方智庫背景和該報告系統性的經濟政策而做過多猜測。
他還透露，該報告大約是在今年年初開始啟動，課題組集結了中心大量資深專家。彼時劉鶴還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作為整個中心的大型課題，劉鶴掛名符合規律，因此也不能將該方案解讀成為某個單獨個人的意志。
“383”報告如何出爐
近期，包括官媒在內的多家媒體都報道了國研中心發布為三中全會提交的報告的消息。記者了解到，該報告早在10月1日出版的《中國改革》雜志上就已全文刊登。而為何近兩日突然走紅，業內人士對本報分析稱，除國研中心的官方背景外，作為該報告領銜人之一的劉鶴近期被“曝光”為三中全會經濟方案的主要起草者，是該報告再次升溫的一大原因。
那么，這究竟是怎樣的一份報告？《中國改革》雜志文章最后落款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的研究報告”，前述智囊人士認為，這一落款基本上是準確的。
他稱，隨著三中全會的臨近，今年陸續有各種各樣的研究報告出爐。一部分將通過各種渠道提供給中央參考，一部分則作為學術成果在社會上交流討論。“‘383’因其官方智庫背景，因其在經濟方面較系統，(所以)更受關注，但終歸是眾多報告之一。”他稱，同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國研中心為國家重大決策建言獻策更是分內之事。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認為，由于課題牽頭人身份特殊，竟引來市場眾多遐想。一方面說明市場渴望，對改革有很強期待；另一方面說明市場浮躁，對中國政情不了解。固然，文中有些建議反映了人們某些期待，但了解中國政情的人，都很清楚，它只不過是研究報告。
根據已經公開的內容，所謂“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的中國新一輪改革路線圖。報告認為，“三位一體”改革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此必須推動行政管理體制、壟斷行業、土地制度、金融體系、財稅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創新體制以及對外開放等八個重點領域的改革。
該報告引發廣泛關注的原因，還在于其“尺度很大”，許多諸如涉及行政審批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土地制度、財稅體制改革等內容，均是目前社會關注的焦點，其提出的政策建議也更直觀和大膽。“獲得廣泛關注說明這個報告還是比較接地氣的，至少是大家關心的內容，這也起到了傳遞聲音的作用。”上述智囊人士評論說。
此外，報告還給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建議將改革分為三個階段，即2013年~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2020年的遠期改革。這對于亟盼改革的市場而言，也是一劑強心針。
市場熱盼“改革全會”
上述智囊人士稱，將一個機構的研究報告看作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也是片面的誤解。但應當承認的是，這也反映出市場對改革翹首以盼的心情。事實上，近期國家領導人的頻繁表態，都顯示出三中全會的全局性和非同一般的意義。
國家主席習近平23日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時表示，大家都很關注中國改革進程，我們將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并作出總體部署。我們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創新活力。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6日上午在第九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指出，下個月將召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這一輪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必將強有力地推動大陸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深刻變革，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上述人士認為，當前現實情況使得此次三中全會的改革備受市場期待，而俞正聲所說的“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也傳達了中央改革的決心。
“這個改革的路線圖，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夠圓滿地執行，就決定了經濟增長轉型到底轉得過來，還是轉不過來。”經濟學家吳敬璉此前在北京出席一活動時說。
“全民建言”時代
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官方智庫機構的研究成果對即將出臺的政策會有重大影響，甚至會有大面積重合。也正是因為國研中心的官方背景，“383”才會引來如此多的關注。
前述智囊人士稱，經過多年的執政探索，中國式決策正在不斷變得科學化和民主化。
他介紹，一般來說，大決策會同時向多部門征求研究咨詢意見。而真正的起草過程，會反復權衡，反復征求意見。“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相關機構的研究成果上報中央已不是什么獨家特權。”他稱，現在是一個“全民建言”的時代，成果上報渠道的多元化和官方逐漸開明的態度注定某一家機構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完全成為政策本身。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概念源于西方“think tank(思想庫)”一詞，側重于獨立于政府的非營利組織。這種智庫在中國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開始組建智庫，如林毅夫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樊綱的中國改革發展基金會。
目前，國務院研究室和國務院參事室被視為中國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黨校一直是中國執政黨的理論智庫。此外，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等，這些智庫因直接參與各部門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針對性更強。
還有一類專門從事政策研究和咨詢工作的機構，以中國社科院、國研中心和國家行政學院為代表。
記者從多名知情人士處了解到，官方和半官方智庫多以報告和內參的方式建言獻策，比如國研中心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和調研，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參與“五年計劃”的起草，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院參與黨代會報告的起草。
近年，一些擁有豐富經驗的退休官員和資深學者紛紛創辦和加入到多種形式的非官方智庫機構中。他們利用各自的渠道，也將一些研究成果上傳到中央或相關部門負責人手中，豐富了有關部門的參考素材。
知情人士透露，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包括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在今年都曾向高層遞交研究成果。
（王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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