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招季，高招公平問題再度被人關注。
本報記者調查獲悉，2012年，北京大學（含醫學部）在北京總共投放了414個招生名額（其中醫學部368人），而在河南省的招生計劃則為108人（其中醫學部28人），而當年兩地報名參加普通高考的人數分別為73460人和805807人。則北京地區考生考上北大的機會是1/177，而如果是在河南省參加高考，這個可能性降低為1/7461，兩者相差42倍。
2013年，北京大學在北京投放的普通高考招生計劃總數為408名，在河南省的招生名額為124名，而今年兩地的普通高考人數分別為72736人和685000人。采用同樣的計算方法，兩地學子上北大的機會分別為1/178和1/5524，相差31倍。
誰的“985”？
觀察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情況，選取C9聯盟為例最為典型。
所謂C9聯盟，是由首批“985工程”的9所院校組成的聯盟，也即坊間熟悉的“2+7”，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以及哈爾濱工業大學共9所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
根據上述大學招生網站上的公開信息，C9在全國人口密集地區的招生計劃總數，往往比不上其在自己屬地單獨一地投放的名額。
以北京大學為例，在其今年總計2065個普通高考招生名額中，408個給了北京本地生源，而在山東、河南、四川這三個東、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額分別只有69、124和75個，三地相加也只有268個，僅占北京所享名額的50%多；而上述三省今年報名參加普通高考招生的人數分別為50.8萬、68.5萬和51.6萬人，其總和為170.9萬，是今年北京本地報考人數的23倍多。
換言之，在這三個人口密集省份，考生考上北大的機會平均為北京本地考生的1/46。
數字差距背后，是一條心照不宣的“屬地原則”。C9在各自屬地投放招生名額都相當慷慨，這一數字普遍占其全國招生計劃的10%以上，其中最高的浙江大學，由于多校合并的特殊原因，在浙江本省的招生人數達到全國招生計劃總數的58.33%。
C9中屬地招生比例最低的是中科大，其在安徽省的招生人數只占全部計劃的11.23%。
“安徽省財力較弱，給中科大的支持不夠”，東部地區某985高校招生辦主任一針見血的話語，道出了“屬地原則”背后公開的秘密：“省（市）部共建”。
省部共建是指國務院部委（主要為教育部）與相關省、直轄市、自治區共建高校，按一定比例對之進行投入。對于985高校所獲得的教育部985項目經費，其屬地地方財政一般會給予1：1的配套投入，相應地，也會要求高校對屬地建設多加支持，其中就包括屬地招生比例的放寬。
據了解，這種相互支持有的是一種原則性聲明，有的則落實為省部共建協議的具體條款。比如江蘇省就曾明確，南京大學在江蘇本省投放的招生名額要占其全部招生計劃的50%。
“龐大的高校支付一度使當時的中央財政面臨巨大壓力，”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林榮日說，“與此相對的是，地方政府在對部屬院校持續追加投入后，也得到了更大的話語空間。”
盛宴旁的看客
與區位優劣和區域經濟發達程度呈現負相關的關系，經濟落后、教育資源相對稀缺地區，考生能夠考上重點大學的機會相對更少，而這些地區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農村學生，更成為高等教育中的弱勢群體。
早在本輪教改啟動之初，前任國家總理溫家寶就在2009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里，提到了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的問題。
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村生源大學生減少很明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近一半。而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2006年1月發布的一項調研結果表明，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重點大學農村學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
新教改以來，上述前一個問題有所好轉，農村學生的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60%-70%——或許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在發展中國家屬于最好水平。
但是對于后一個問題，情況卻在進一步惡化，農村學生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相對下降了。誠然農村生源的絕對數量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下降，但這尚不足以解釋重點大學里農村生源的減少。
就欠發達地區農村自身的狀況而言，教育資源配置失衡的情況特別嚴重，在追逐升學率過程中形成的“超級中學”，幾乎壟斷了地區的重點大學升學機會。比如西部某省，五所超級中學幾乎壟斷了清華、北大兩校在該省的全部招生名額。
而教育改革也往往使農村的學生進一步處于劣勢。“我們的學生所能享有的教育資源只局限在學校里、課堂上，根本沒有條件去開闊眼界，怎么和發達地區的學生比拼素質教育？”四川省某中等城市下轄的一所農村中學校長對記者說。
近年來方興未艾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客觀效果也是農村學生的機會相對減少，因為在知識面和視野上，農村學生普遍處于劣勢；就算是考試大綱范圍內的試題考查，農村學生由于平時所享有的師資和受到的訓練稍遜一籌，在競爭中也難以占優。
甚至是增加考生命中機會的平行志愿填報改革，無形中也會使欠發達地區農村學生機會減少。前述農村中學校長告訴記者，農村的孩子本來就沒有把握報考最頂尖的大學，一般會把本科線以上的第二批次重點大學作為自己的目標。但是平行志愿的實行，使得這些大學能夠招錄到考分相當高的考生，他們對農村考生形成了非常強烈的競爭，后者通過拉開檔次填寫志愿、從而被相對較好的第二梯隊大學錄取的希望變得渺茫。
面對這種局面，政府不斷出手，加大了對貧困地區教育扶持的力度。2012年起，教育部規定“十二五”期間，每年在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年度計劃總增量中安排1萬名左右本科招生計劃，面向國務院確定的21個省（區、市）的680個貧困縣實行定向招生。
今年上述專項計劃的覆蓋區域又有所擴大，包括所有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的832個縣，劃撥的招生計劃數也從1萬名增加到3萬名。
“我們留給這個專項計劃的招生名額已從30個增加到了50個”，南京大學學生工作處處長劉源告訴本報。
求解教育公平
7月18日，劉源在招生現場接受本報電話采訪時稱，當天南京大學在西藏地區某貧困縣招錄了一名定向生，其高考分數僅為358分，只比當地少數民族考生一本分數線340分略高，而該校在西藏地區按照普通高考程序招錄的考生，平均分數比定向生高近200分。這其中的公平又該如何衡量？
不僅如此，按照南京大學歷年的經驗，少數民族學生由于漢語基礎較弱、高中階段課程的差異等原因，入學后往往跟不上教學進度，需要加班加點輔導。這顯然和985高校的培養目標、培養模式發生了一定的沖突。
對于重點大學招生計劃向貧困地區傾斜，一位長期研究教育改革的學者也持有異見。“重點大學當然要擇優錄取，不看分數看什么？”他認為，從這個角度上說，意在公平的傾斜政策恰恰違反了公平的原則。
這位不愿具名的學者認為，教育公平應該主要體現在義務教育學段，而不是具有典型“私人品”特征的高等教育學段；而讓招生計劃數只占全國總數8%的985和211高校來體現教育公平，這一政策要求值得商榷。
包括他在內，多位教育界人士認為，要實現高等教育、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可及性的公平，關鍵在于此前的義務教育和基礎教育環節，而不是高校招生環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研究表明，基礎教育階段占有政府經費分配比重越大，則經費分配越趨于公平，也有利于保證教育機會的公平。
而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相關投入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都非常大。1995-2002年，東部3直轄市（北京、天津、上海）與西部5省區（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和青海）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3.23倍擴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2.65倍擴大到了3.39倍。
城鄉之間以2002年為例：全社會各項教育投資為5800多億元，而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卻只獲得其中的23%。
教育經費投入的失衡造成了辦學條件的失衡，繼而會導致教育觀念、教師素質、科研能力等軟資源的失衡。
“985高校可以考慮漲學費”，上述學者說，不加區別地投入公共財政，效果并不好，對于準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教育需求，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機制來予以滿足，從而省出來的那部分公共財政，就可以用于向相對貧困的地區和人群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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