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某單位一名駕駛員在展示領取的公務用車標識。記者 張宏祥 攝
從第一個“吃螃蟹”的黑龍江大慶市開始，到湖北老河口車改的“一步到位”，再到轟動全國的遼寧遼陽市弓長嶺區的“曇花一現”以及北京市個別鄉鎮試水車改……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先后有14個省份的部分縣市進行了公車制度試點改革，但能夠長效堅持的只是少數，多數試點受多重因素影響或“夭折”，或停滯不前，甚至一些試點已出現公車“回潮”。
補貼標準設計不合理易引發質疑
1998年2月，大慶市啟動了公車改革，是國內較早進行試點的城市。記者了解到，當時大慶采用了貨幣化補貼的方案，按級別發放車補，部分公車留用，處級干部每月補貼1500元，副處級每月1200元，而正科級每月150元，副科120元。
經歷當年車改的一些知情人透露，補貼方案引起部分科級干部的不理解，不斷有人通過各種渠道提出疑問“為什么處級干部車補是科級干部的10倍？是按什么標準測算的？”不僅如此，在實際推行中，出現有的部門改了，有的部門沒改，干部車補與公車使用并存的局面。最終改革難以進行，部分單位公車“回流”。
2008年4月，遼寧省遼陽市弓長嶺區也正式啟動了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區直機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的公車和領導干部，都在改革范圍之內。
記者了解到，在弓長嶺區車改補貼方案中，區委、區政府正職8萬元/年，區人大、政協正職6 .5萬元/年，區人大、政協副職4 .5萬元/年，享受副縣級待遇的領導、區長助理4萬元/年。正科級分為四類：2.6萬元/年—1萬元/年不等；副科級分兩類：6000元/年，5000元/年。機關里普通公務員的差旅費補貼標準，從原來每年每人1100元提高到1600元。
然而，弓長嶺的公車貨幣化改革僅僅實施一年零三個月時間，就因“群眾對高額車補反應強烈”而被叫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韓曉青等分析，從失敗的車改案例中不難看出，如果不充分考慮當地百姓的收入水平和實際承受能力，以貨幣化發放為形式的車改，使官員的車補與群眾的實際收入形成一定的反差，往往會引發較大爭議。
缺少更高層面統籌導致受挫
湖北老河口市薛集鎮一名負責人介紹說，湖北省老河口市從十幾年前就開始探索公車改革，當年率先在仙人渡鎮進行試點，改革從小范圍到整體推進，逐步成熟完善，除了市委、人大、政府、政協和公檢法機關仍保留公車外，全市取消了200多輛公車。2003年基本完成改革難度最大的公車拍賣，一度被認為是“一步到位的車改”。
記者長期追蹤老河口市的職務消費綜合改革，發現當地車改一方面在不斷深入推進，另一方面，干部內部的反對聲音一直或隱或明存在，在市紀委一些負責人的職務相繼發生調整后，當地車改逐步陷入進退兩難，“兩三年過后又是滿街的公車，車改以回潮告終”。
老河口市紀委一位曾與車改試點工作的干部說，對于車改，往往班子里主要負責人抵觸情緒大，其他班子成員反而擁護的比較多。職務消費貨幣化對部門主要負責人形成了最直接的沖擊，他們往往以種種借口敷衍應付，或消極加以抵制。另外，實行貨幣化到人，部分負責同志容易產生“大權旁落”的感覺，怕失去了職務消費的審批杠桿，“管不住班子成員”。
大慶的車改也同樣是虎頭蛇尾，難以進行，部分基層干部曾坦言：對于車改，科級領導干部抵觸情緒較大，畢竟在基層，科級干部業務多，平時出門也相對多一些。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有關負責人說，分析老河口、大慶等試點的失敗，缺乏更高層面的制度設計和政策統籌是根本原因之一。如果缺少上級有關部門的足夠支持或包容，改革試點往往會因人事調整等原因受挫、回潮，乃至反復。
個別地區“試而未推令人惋惜”
北京市從2001年開始，在部分鄉鎮試水“貨幣化”車改。據了解，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探索采取“縮減公車數量、發放貨幣化交通補貼”等車改措施，參與車改的干部，依據級別得到每月1000-2000元數額不等的車補。西紅門鎮車改實施三年后，機關車輛由原來的30多輛削減到6輛，相關費用大幅下降。
記者多方了解到，2004年前后，北京市相關部門曾積極推進公車試點改革。2004年7月，時任北京市紀委主要負責人表示，公車改革正在部分鄉鎮一級黨政機關穩步推進，有條件的區縣也開始積極探索。
據統計，截至2006年，北京市至少有6個鄉鎮試點公車改革，分布在大興區、通州區、房山區等區縣，普遍采取了貨幣化補貼的車改形式。曾就車改聯名提出議案的一名北京市十二屆人大代表說，2006、2007年以后，北京車改試點逐漸歸于“沉寂”。
而北京市紀委有關負責人日前告訴記者，公車改革工作一直在進行，但試點鄉鎮的車改已中止。
據介紹，擔心“貨幣化補貼式車改”帶來巨大財政壓力是北京車改“未擴大試點”的重要原因之一。
長期關注公車改革的農工黨人士坦言，北京的車改試點曾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但問題出在“光試不推”，有停滯不前之嫌。
中國監察學會一名常務理事分析說，一些局部式的車改試點在探索中取得了成效，但容易形成“誰改革誰吃虧”的“負面激勵”作用。這是不少試點受挫、反復的重要原因。而個別試點“抓而不堅持，有時比不抓影響還要壞”，尤其讓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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