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輿論高度關注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
3月27日，河南中牟縣農民宋義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試圖阻止闖入的開發商鏟車，被碾壓致死；3月30日，湖北巴東44歲農婦張如瓊，在與當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時，被施工人員駕駛水泥罐車碾頭而死，現場慘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歲村民宋武華，被重鋼西昌礦業有限公司的推土機碾壓致死。
“以錢買命”成邏輯，“以命維權”就不意外
劉采萍：三起駭人聽聞的慘案，有幾個共性：一，事起征地拆遷；二，農民在維護權利時被拆遷方的交通工具無情碾壓，慘死；三，當地政府在曝光后迅速定性為“意外事故”或“安全生產事故”，然后展開“積極處理”，即賠償談判。
李妍：因為征地拆遷，農民維權竟然被碾死，這總讓我想到城市拆遷中有所謂“屋頂上的礦難”一說。都是因為拆遷，都是因為資本利益、權力利益與個體利益出現沖突，最后弱者以命相搏。農村征地拆遷中，會不會出現一種“田野中的礦難”現象？這種情形如果頻繁發生，會不會無休無止，最后成為這個時代無法遏制的潰瘍與悲傷？
這三次碾死人案，不約而同被說成是“意外”，這倒并不讓人感到“意外”。“推土機闖良田”一旦成為慣性，就像“推土機進民居”一樣，任何“意外”，都變成意料之中了。
翟春陽：說“意外事故”，掩蓋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拆遷者在對他人權益進行侵害的過程中，發生了“意外”。
李妍問，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無休無止？春節期間曾與家鄉一個干部交流，他說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要重新把地連起來，別人都轉包了，就你當釘子戶不轉包，那怎么辦？不強制行嗎？就得強制。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鼓勵家庭農場、合作社。一號文件也強調以自愿為前提。但問題是，在基層，好經可能會被念歪，變得沒有“自愿”這一說。
劉采萍：據報道，僅2010年至今，已經有7起因為征地發生類似施工工程車輛碾死村民的事件。
從城市強拆引發命案，到農村征地糾紛中的“碾壓死”，中國社會已經沒辦法回避土地權益變化中的那股血腥味了。回避解決此類問題，只會放大悲劇的恐嚇力量，讓兇殘者更放肆，讓無力者更絕望。
這三起事件密集發生，其實和以往的類似事件沒有什么不同，唯一特別之處就在于，以一種近乎難以忍受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中國農民維護自身權益的處境，是多么弱勢。原因正如老翟所講——— 連最基層的干部，都已經接受了“強制”邏輯。這化那化，不是靠增加農民利益來吸引和說服他們，而是靠強制、強推、強拆、強建，總之，用一股鏟車般的、難以抵抗的力量“征服”他們……
翟春陽：評論有“花錢買命”的說法。讓我想起其中一起事件中死者的家人，聽說得到巨額賠償后幾乎“感激涕零”，于是就想起一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我們不能跟一個社會底層的人計較，畢竟生活是第一位的，錢是很現實的，不可能要求他們有更偉大的擔當。
問題是當地政府的態度，當地司法的態度。當政府與開發商站在同一個利益點上，司法如果不能為權利兜底，那么這樣的事，總能大事化小。
劉采萍：我不太同意剛才老翟那個說法。沒有人會對奪取家人生命的兇手“感激涕零”。如果真有那么一種姿態，我懷疑也是為了掩蓋而偽造出來的所謂“和解”，就像很多通稿中的“情緒穩定”一樣。
底層的人，確實有很多現實的訴求和妥協。但是，人對自我利益的判斷與爭取，首先要看利益機制如何安排和保護。任何人都這樣，不管底層還是其他什么階層。在這點上，農民絕非不懂生命的價值，他們只是看到了自己和拆遷方及其“保護傘”相比，力量太過懸殊。
權力如果為政績，權利就會被棄置
劉采萍：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這幾起事件和很多拆遷糾紛一樣，幾乎都可以用“由來已久”形容——— 死人，其實是矛盾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農民遭遇過什么？
在此之前，拆遷方往往已經采用多種法律不允許、不容忍的手段騷擾、糾纏和危害農民。以中牟慘案為例，開發商弘億莊園曾推倒宋家地里的林木，逼得宋合義等人只能采取地頭巡查等方法保護自己，直到鏟車開進他家的承包地；湖北巴東縣村民也證實，施工方為了逼迫他們，堵路、挖溝，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把村民的房屋都給淹了，問題延宕三年，農民呼告無門。
那么問題來了，在這么長的糾紛過程中，在矛盾還沒有激化到“弄出人命”的階段，農民的合法權益，為什么得不到保護？如果合法權益全無屏障，那么在窮盡手段之后，躺在或者站在鏟車前，用孤注一擲的方式維權，不是很“正常”的邏輯嗎？維權的農民怎么可能想到，會有人制造“花錢買命”的拆遷模式！這只是拆遷啊，怎么能奪人性命？
翟春陽：直接原因當然是權力的庇護。而在基層，一般又與法治不彰有關。但權力為何要庇護拆遷方？最主要還是雙方利益一致。這種一致，并非開發商給官員輸送多少經濟利益那么簡單；即使開發商不輸送任何利益給官員，雙方的利益仍然可以是一致的，因為“開發”可以為當地官員創造政績。而利益一致，讓地方政府總是作為開發商“保護傘”的角色而出現。
李妍：中牟事件中，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開發商弘億公司碾死人，但總經理在接受采訪時還笑著強調，這是一個施工事故，死者飲酒過多。白巖松說，“這一笑讓我渾身都發冷。”
肇事企業的高層笑談農民被碾死，這刺痛了公眾的心，同時也暴露出更多疑點：企業是不是與地方政府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就敢讓推土機開進人家的承包地，是不是表明即便出現性命爭斗，也可以最終“達成諒解”？企業面對人命慘禍還能氣定神閑，只能讓人聯想到，這背后有著行政權力的身影。
劉采萍：接受“賠償”的農民，也許并不認同那幾十萬或者上百萬，就是買下一條命的“價值”。但我想，拆遷者，倒是很可能認可這個交換公式。在一些地方的征地拆遷中，曾流傳著“打斷一條腿十萬，打死一個人二十萬，傷亡賠償都造在預算中”這樣的說法。這到底是狂言，還是拆遷潛規則？到底有多少開發商、工程方，傷人之后還能這樣理直氣壯？
強拆和拆遷之間，有著巨大差別。拆遷，意味著談判，交易，利益變換。但是強拆，意味著霸氣，霸氣背后是霸權。霸權從哪兒來？恐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縱容……
翟春陽：我并不認為一家企業真能那么氣定神閑，值得計較的，也不是那位總經理的笑——— 而是他的話，他把事故的責任，推到了被侵犯者的身上。
注意，這不是這位老板下的結論，而是當地警方的結論。我們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發生死亡，只是軋傷或者毆打了宋合義，地方政府恐怕依然會站在企業一邊。正是這樣的有恃無恐，縱容了企業的不法，最終引發“意外”。
政府守住行為的線，法律才能護住農民的天
劉采萍：剛才談到一點，就是這些拆遷問題，往往都糾纏了相當長時間。在這么長的時間里，農民的合法利益為何難以得到保護？我們沒法回避一個問題，很多時候，正是在行政干涉下，剝奪了農民維護權益的合法途徑。
李妍：河南中牟慘案發生后，當地警方迅速給出“死者醉酒”的結論，與此前當地政府給出的“意外事故”的表態高度吻合，這已經將事情很微妙轉到了不利于死者的一邊。盡管如此，許多人對于這樣的結論，依然是充滿了不信任。因為在案發僅一天，當地就做出了“意外事故”的認定。
政府必須在司法機關作出嚴謹的調查、認定后，才能表態。可是現實中，官方表態往往比法律更管用，所以在當地政府發出“意外”聲明之后，警方也以“死者醉酒”的調查結論佐證之。這自然無法讓公眾信服。
翟春陽：你要政府守法，那政績就沒有著落。這里其實存在兩個制度成因，一是政績評價機制。我國目前的政績評價機制基本上還是自上而下的；二是官員任用機制，同樣是自上而下的。正像一些官員說的，你守法，就什么也辦不成。
李妍：看來法律在土地拆遷糾紛上的缺位，根子還是因為權力不守法。正如之前說的，法律有時要服從于權力，而權力需要政績和經濟利益，那么法律也會跟隨，去服從甚至服務于政績和經濟利益。
現在一些地方的司法現狀，有時很難對權利保護周全。
劉采萍：這兩年強調公安干警、法警等不能站到拆遷第一線，不能卷入本該在法庭上解決的糾紛，或是在糾正過去的錯位。只是，光有這種糾錯還不夠，還應該完善官員的政績評價機制，讓官員能夠更好地為百姓服務，為民眾負責。
“城鎮化”是城的未來，更是人的未來
劉采萍：現在這三起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肇事司機都被控制起來了。其中兩名碾死人的司機都有一個觀點，那就是自己的行為，是在公司高層授意下進行的。因為一份職業，而使個人成為一種血腥工具，這是不是太挑戰道德底線了？
李妍：對生命和法治沒有敬畏，一個沒有碾死過動物的司機，也可能碾死農民。這些司機是否深信，即便出了事兒，“上面”或者公司，也能給他們兜著？
劉采萍：我甚至覺得，可能不僅拆遷方的工作人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心里是不是也承認開發商擁有無比強大、無法挑戰，凌駕于法律和生命之上的能力呢？否則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慨嘆：為錢跟他們斗，多不值得啊……
李妍：所以司機才深信啊。他們相信的正是采萍所說的，確有一種凌駕于法律與生命之上的能力。但是，“高層授意”不是逾越法律害人性命的借口。
翟春陽：我認為，未來城鎮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更多這種類型的矛盾。而未來城鎮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更多這種類型的矛盾。
李妍：城鎮化是個好東西，至少它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可以發展現代農業，可以幸福農民。但是，書面上的理想或者說是本意，并不那么容易轉換成現實。城鎮化需要效率，但是如果法律不能保護農民的公平以及權利，農民被城鎮化的推土機碾死，就不會停止在這幾起慘禍之后。
城鎮化發展的結果，如果不是農民最終受益，而是他們的權利被損害被剝奪，失去土地的農民，必然還會遭遇是否“以死抗爭”的困境。
除了以命相搏，農民還有沒有可以為自己權利兜底的選擇？
劉采萍：城鎮化也好，城市化也罷，確實需要改改過去片面強調建設、強調面貌的傾向。城鎮如果真有“化”的話，也首先是人的變化，是人的權利獲得尊崇和進步。如果為了面貌而犧牲人，是本末倒置，也離“人命如草芥”的野蠻不遠了。
前幾天，我在媒體上曾看到這樣一個信息：盡管這幾年已有多人死在征地、拆遷或類似工程的車輪下，然而，“無一經濟項目在出人命后受影響，也無一個科級以上干部被追責”。從今年的報道看，“拆遷命案”不是杜絕了，而是發生頻率更高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法律不盡快撐起遏制這危機四伏的利益屏障，那么血色拆遷的噩夢，就會繼續糾纏在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道路上……
(翟春陽 李 妍 劉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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