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２８日電 年關將至，農民工討薪又成為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焦點。目前，我國企業職工總數已達３．２１億人，如何保障這個龐大群體應得的勞動報酬，無疑是當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繞不開的話題。
十八大報告在強調“保護勞動所得”時提出，要“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記者在調研時發現，盡管面臨諸多障礙，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正成為各地維護勞動者權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重要舉措。通過為職工搭建表達利益訴求的平臺，提升了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
工資集體協商給工人吃下“定心丸”
看著身邊一些同鄉為年底討不到工資擔心，來自河南省信陽市淮濱縣谷堆鄉老關村的陳建廠很為自己慶幸： “工資每月打到卡里，每年還能上漲１０％，這些都寫在集體合同里，清清楚楚。”
３８歲的陳建廠在浙江省平湖市民營服裝出口企業—— 華城集團打工已１０年，如今已成為車間主管，每年收入４萬元左右。一起打工的妻子能拿到３萬多元。公司為他們提供了“夫妻房”宿舍，每年生日還安排去外地旅游。這些工資福利待遇都寫進了工會代表職工與資方簽訂的集體合同，成為他們安心工作的重要保障。
近年來，一些企業出現“招工難”現象，工人怠工、停工現象也時有發生，勞資矛盾日益凸顯。在這一背景下，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成為一些地方緩和勞資關系、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
全國總工會的數據顯示，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我國工資集體合同覆蓋企業１９５．１萬家，比２０１０年增長７４．９％；覆蓋職工１１７２４．１萬人，同比增長５５％。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使職工對未來收入有了良好預期，穩定了隊伍，留住了人才，改善了企業用工環境，提高了企業競爭力。”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說。
提高勞動報酬助解初次分配難題
當前，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當屬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偏低問題。權威人士表示，解決初次分配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資本與勞動之間利益分配失衡問題，亟須提高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ＧＤＰ比重從５０．６％下降到４７．９％。而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這一比重繼續降至４６．６％和４５％。
在山西省呂梁市，長期以來當地煤炭行業普遍存在工資分配體制不合理、發放不規范等問題。穩步提高工人收入，保障其合法權益成為當務之急。
從２００８年開始，呂梁市總工會扎實推進行業（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市共有１６７個行業（區域）開展了這項工作，包括４萬余名煤礦工人在內的２１．２萬職工實現了工資集體協商，覆蓋率達到８５％。”呂梁市總工會副主席卜新宇說。
“以前只是計件發錢，工資集體協商后，又增加了質量、安全和效益工資，入井一天補助２３元，班中餐補助１６元，五險一金也都給交上了，一個月還有１７０元的租房補貼。”呂梁市柳林縣同德焦煤公司煤礦工人王海照說，他現在每月工資將近６０００元，每年都在漲，從未拖欠。
不單在呂梁煤炭行業，近年來全國還涌現了江蘇邳州板材行業、上海出租車行業、武漢餐飲行業、海南酒店餐飲和注冊會計師行業、大連軟件和機械行業等一大批行業集體協商典型，行業集體協商的探索已擴大至全國３１個省（區、市）。
張建國表示，不斷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充分保障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共決權，無疑是保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實效的一個重要措施。
推進面臨障礙需全社會共同努力
由于當前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仍處起步階段，存在社會各界認識不夠、相關制度規則不夠完善、集體合同質量不高等諸多問題，離廣大勞動者的要求和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需要仍有很大差距。
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十八大報告，還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都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指明了方向。
張建國建議，要讓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取得突破，關鍵在于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應不斷加大對集體協商理念的宣傳引導力度，推動企業形成一種協商文化、協商習慣，引導勞動者通過集體協商的方式，理性有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同時，通過定期公布工資指導線等舉措，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制度支撐和信息保障，推動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維持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張建國表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無權直接干預企業內部分配，必須通過加強集體協商制度建設，來平衡勞動關系雙方利益分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從發展趨勢看，中國的集體協商制度必將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協調勞動關系的重要手段，成為工會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基本職責的重要載體。推進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尚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新華社記者韓潔、陳忠華、呂福明、樊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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