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問題并非中國獨有。在歐美發達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發生過數起由邪教組織制造的恐怖事件,其中一些甚至釀成近千人死亡的慘劇。歐美國家對宗教問題十分謹慎,對邪教避免使用判斷性詞語,法國稱它們“膜拜團體”或“極端教派”,而提倡宗教自由的美國對邪教的界定更為小心。他們在治理邪教方面有哪些成功經驗?
美國“寬進嚴管”
美國歷史上多次發生與邪教有關的極端案例。吉姆?瓊斯于上世紀50年代創立了人民圣殿教,至上世紀70年代,該教已在加利福尼亞州有十余個活動地點。1977年,瓊斯帶領千余人遷往南美洲圭亞那,擇地建立瓊斯鎮。1978年11月18日,調查該教的美國眾議員里奧·瑞恩等數人在瓊斯鎮被信徒殺害,自知難逃罪責的瓊斯當晚脅迫信徒集體自殺,導致920人死亡,包括近300名兒童。這是“9·11”事件前美國最大的一起公民群體死亡事件。
該事件后,美國政府責令警察加強對邪教的跟蹤打擊。1984年,俄勒岡州羅杰尼希教教徒蓄意在當地10家餐館內投放鼠傷寒沙門氏菌,導致751人食物中毒。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生物恐怖攻擊事件。1985年11月,教主羅杰尼希被美國法庭以嚴重違反移民法罪,處以40萬美元的罰款并限5天內離境,永遠不準再進入美國。同年12月,俄勒岡州政府對羅杰尼希起訴,控其企圖謀殺、攻擊、縱火及危害安全等罪。
發生于1994年的大衛教“韋科慘案”是另一起震驚美國的邪教事件。大衛教的主教派起源于上世紀30年代,由美國人維克多·胡太佛創立,1981年加入該教派的大衛·考雷什成為一個支派的教主,獨立門戶稱大衛教。他自稱先知,后又自稱基督轉世,宣揚1993年為世界末日,教徒們要和異教徒戰斗,犧牲者才可進入天堂。他大量儲存軍火,下令信眾接受軍事訓練。1993年2月28日,美國執法部門為調查該教派非法藏匿軍火一案,準備搜查韋科鎮大衛教派的山莊,受到教派武裝人員開火攻擊,槍戰造成4名執法人員及6名信眾死亡。美國執法部門隨即動用重型武器包圍山莊,雙方對峙長達51天。4月19日,美國執法部門發動進攻,在雙方交戰中,包括考雷什本人在內的82名信徒自焚而亡,只有9人生還。1994年,美國法院分別以“自愿他殺”和違法藏槍等罪名,判處8名大衛教徒3至40年不等有期徒刑。
美國對邪教的打擊主要看其是否違反刑事法律,違法者依法遭到指控、審判及嚴厲制裁。另一方面,美國宣稱“宗教自由”,對各種“宗教”實行注冊登記制度,且不考慮它的案底前科,政府沒有審查的義務,也沒有審查的權力。這導致美國成為世界不少國家邪教的“避難所”,韓國的文鮮明和中國的趙維山以及各國各種邪教都能順利在美國注冊。但美國實行“寬進嚴管”政策,一旦所謂“宗教”發生違法行為,聯邦政府會毫不猶豫地干預,包括武力鎮壓。這顯示了美國的風格:對邪教出手要及時,而且穩準狠。1994年美國政府剿滅大衛教事件就是一例。雖然死亡枕藉,但這次打擊對全美的邪教都產生巨大的威懾作用,李洪志、文鮮明等邪教教首在美國都要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文鮮明等“統一教”教徒極力討好美國,曾以“美國好市民”偽善面目,統一著裝清掃大街,為美國總統競選造勢。
由此看來,美國總體上對邪教采用的是“硬辦法”,包括從肉體上消滅邪教分子,無論首從,只要他們手里有武器,就采取“對等處置法”:邪教用武器抵抗,執法人當然要使用武器。
法國引導教育
“科學神教”在法國是貽害甚廣的邪教。它由美國科幻作家羅恩·哈伯德在1954年創建,宣揚信徒可以通過嚴格遵循教主訓示,利用“心理、精神治療”達到所謂“美好世界”,其本質是通過發展信徒瘋狂斂財。據稱,接受“科學神教”的一次“精神純凈治療”得交付15萬法郎(2002年之前的法國貨幣,1法郎約合1.28元人民幣),這個教派每年的收入高達100億至600億法郎。法國是“科學神教”的重災區,僅巴黎區就有2萬名會員。1995年,“科學神教”被法國定為邪教,置于政府嚴密監控下。
1996年,法國政府成立全國邪教觀察中心,負責監控和防范邪教活動,并向政府提出建議。觀察中心由總理主持,成員有內閣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警察總局局長等。觀察中心每年向內閣提交一份報告。1998年12月,法國成立由司法、內政、國民教育、就業、國防等5個部門組成的“反邪教部際委員會”,協調政府各部委的反邪教行動。一旦發現邪教跡象,政府和有政府背景的反膜拜團體立刻嚴加關注,防范它們可能出現的邪教破壞活動。
“反邪教部際委員會”的另一項重要職責是向民眾代表教授防范邪教的方法,提醒民眾邪教可能帶來的危害。2000年2月7日,委員會向總理提交了一份報告,認為邪教組織很容易通過心理治療從業人員和職業培訓人員滲透到企業內部,因此建議加強對這些職業的檢查,尤其要對心理治療從業人員進行嚴格的職業培訓,警惕邪教勢力向重要領域蔓延的勢頭。
法國民間志愿者則承擔了主要的幫扶工作,對象既有邪教受害者,也有邪教人員—只要他們表達了尋求幫扶的意愿。這些志愿者成立了“保護家庭與個人協會”和“反對精神操縱中心”,建立了反邪教網站。“保護家庭和個人協會”在1年內出動了100名志愿者對邪教組織的1萬多人次進行說服教育。
2001年6月,法國頒布了《阿布—比卡爾反邪教法》,它允許司法部門取締犯法的邪教組織,允許邪教受害者的家屬或社會團體對邪教提出起訴,特別是可以對教主給信徒造成的心理和精神傷害提出起訴。這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純粹意義上的反邪教法,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打擊邪教的立法。
總體而言,相對于美國重在懲罰的“硬辦法”,法國對邪教主要使用“軟手段”,以開導性的教育,幫助癡迷者重返社會。
日本多管齊下
在日本,“奧姆真理教”就是邪教的代名詞。1984年,麻原彰晃成立“奧姆神仙會”,3年后改名為奧姆真理教。
1989年11月,奧姆真理教6名骨干闖入反奧姆真理教的日本律師坂本堤家中,殘忍殺害其一家三口,并拋尸荒野,這一罪行直到6年后才真相大白。1994年6月27日,奧姆真理教成員在長野縣松本市試驗沙林毒氣,導致6人死亡,600余人受傷。1995年3月20日,在麻原彰晃的指使下,該邪教5名成員于上午乘車高峰時段在東京多條地鐵施放沙林毒氣,結果13人死亡,6000余人受傷,一些人落下終身疾患。這成為日本歷史上邪教組織制造的最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
1995年10月,東京地方法院對奧姆真理教下達解散命令。1996年3月對奧姆真理教下達破產宣告。2000年,奧姆真理教改名阿萊夫教,使用麻原的光盤和其他材料,宣揚“麻原回歸”,妄圖卷土重來,警方對其加緊監控。2006年9月,麻原彰晃被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處死刑。
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后,日本政府開始從法律層面加強宗教管理。1995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宗教法人法》,規定將全國規模的宗教法人的管轄部門由地方政府集中到中央政府,宗教法人要向管轄部門提交賬簿,并及時向信眾與利害相關者公開文件。同時增加宗教法人審議委員會委員的數目,賦予管轄部門對宗教團體進行調查的權力。2011年,日本再次修改《宗教法人法》,政策進一步收緊。1999年12月,日本通過“對實施無差別大量殺人行為的團體進行限制的相關法律”,規定對這類團體實施“觀察處理”和“防止再發生處理”,將邪教置于法律的嚴密監控之下。
多年來,為了防止奧姆真理教再次危害社會,除立法外,日本各界多管齊下進行徹底打擊。日本警察廳負責人員告訴記者,1999年,存在奧姆真理教相關設施的地方政府成立了“奧姆真理教對策相關市町村聯絡會”,共同協商對策;日本警察在奧姆真理教周邊設立臨時派出所,24小時進行巡邏、警戒活動,以防止發生沖突;日本各地民眾相繼成立了100多個阻止奧姆真理教的對策協議會,張貼“反對奧姆真理教”的告示牌,組織各種反對奧姆真理教的集會與游行。這一系列做法,也對其他可能產生的邪教苗頭起到震懾與遏制的作用。
東南亞邪教勢力并不猖獗
東南亞國家也存在邪教勢力,如馬來西亞的“奧馬烏納”組織。該組織于1998年由退役軍人阿明創建,他宣稱,凡是參加“奧馬烏納”的人能具有一種“神秘力量”,可以“刀槍不入”。與此同時,他要求“奧馬烏納”組織成員發動一場“圣戰”,推翻當時的馬哈蒂爾政府。該組織曾在2000年制造了轟動一時的搶劫軍火事件,隨即被馬來西亞政府以“邪教組織”的名義剿滅。2001年,阿明被處以極刑。
與美國和日本相比,東南亞國家的邪教勢力明顯較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許利平認為,邪教的范圍本就非常窄,邪教組織在全球來說數量很少,目前僅存在于個別國家和地區,不具有普遍性。東南亞國家存在各種各樣的宗教團體,其中不乏在教義上呈現極端化傾向的,但符合我國對邪教定義的,少之又少。這與東南亞國家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有關。
東南亞國家的民族文化信仰多元,使得邪教產生幾率大大降低。邪教的滋生需要相對封閉的思想環境,和對信仰較為陌生的受眾群體,方便洗腦。而東南亞國家擁有世界上幾乎所有宗教,多種信仰并存。對宗教文化兼容并蓄的地區,思想的交流性和包容性遠比單一宗教或世俗化較高的地區要強,人們對于邪教的辨別能力也更強。
另一方面,東南亞不少國家都有國教。泰國、緬甸的國教為佛教,馬來西亞則奉伊斯蘭教為國教。這樣的宗教文化背景使得東南亞國家民眾對于國家的認同感和對于宗教的認同感比較統一,宗教生態穩定,邪教很難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在政策上嚴厲打擊邪教,一旦發現苗頭絕不容忍,馬來西亞的“奧馬烏納”就是典型一例。生長土壤貧瘠,懲治政策嚴格,使得東南亞國家的邪教勢力難成氣候。
中國應軟硬兼施
實際上,中國歷代政府對邪教的處理和處置,與當代法國方式和美國方式不謀而合,也是一軟一硬兩手。從唐代開始,歷代朝廷都頒布過懲治邪教的法律法令,內容幾乎一致:邪教作亂,為首者絞,其他依次杖、流、罰。同時,對“左道惑亂”,中央責令各級政府嚴加管控,政府還經常發布告示,警示民眾,主流社會散發揭帖,揭露邪教本質及其危害。20世紀50年代,我國政府在處置“一貫道”邪教時,也是在延續歷代政策。
當前形勢下,我國對于邪教的應對可以分治理和處理兩個層面。在治理層面,可以參照法國的“軟手段”,協會、社區、志愿者協同工作,促使癡迷者脫離邪教,回歸社會;在處理層面,可以參考美國的“硬辦法”,發揮國家機器的懲治功能,動用法律程序,處置違法犯罪的邪教人員。有學者認為:對邪教犯罪,適用的法律是唯一的,既不為他們是邪教人員而減輕處罰,也不會因此加重處罰。山東招遠血案,為首者和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者,都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自古邪不能壓正,邪教的歸宿一定是滅亡,以邪教做成“大事”的,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但是,這宗邪教死了,那宗邪教又鉆出地面,而且每種邪教都裹挾雷霆,震驚世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亡也忽焉”,是它的最終走向,但“其興也勃焉”之“勃”卻是血雨腥風。以邪教害人害命的無底線行教方式,每一次邪教大流行都是大災難。對邪教,不能期待它們“其亡也忽焉”,而必須警惕防范它們的“其興也勃焉”。防范邪教害人和作亂,官民雙方都得時刻做好兩手準備:“軟手段”感化和“硬辦法”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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