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其所長，錄其所愿，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學生。”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邊新燦說。
“考其所長，錄其所愿，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學生。”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邊新燦說。
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啟動了我國恢復高考以來最全面、最系統、最深刻的一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并首先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啟動了高考綜合改革試點。隨著2017年上海、浙江順利完成了改革后第一屆學生的新高考，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省市啟動高考綜合改革試點。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上海市和浙江省教育考試院的專家，尋找3年來的高考改革試點給教育帶來的深刻變化。
“過去我們提供的是‘套餐’，現在是‘自助餐’。”上海考試院黨委書記劉玉祥說。
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2.7%，這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逼近普及化階段。
在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培養創新型人才。高考改革正是在這方面發力。
應該說，這次高考改革的最大變化就是，在“選拔”的同時增加了“選擇”，這個“選擇”的權利更多體現在學生身上。
上海和浙江新高考方案均不再分文理科，采用3+3模式，除語數外三科，上海從6門(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浙江從7門(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技術)中自主選擇3門作為高考選考科目。
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邊新燦給出了這樣一組統計數據，實行選考后，考生中選擇傳統“理化生”和“史地政”的學生合起來不到22%，即78%的考生都選擇的是其余33種組合中的一種，這些組合都是文理“混搭”的，這已經跨出了傳統的文科理科模式，實現了文理交融。“在我們開展的5000余人的問卷調查中，70.17%的高校招生工作者和超過六成的學生、家長，認同取消文理實行必考加選考擴大了選擇性，促進了學生的個性發展。”邊新燦說。
上海的情況也類似。“純粹選擇文科或純粹選擇理科的加起來在15%左右，超過八成的孩子已經跨越了文理。”劉玉祥說，有交叉興趣的孩子在過去的模式里很難勝出，現在增加了選擇性，學生們的道路更寬了，也更符合大多數孩子的發展特點。
“在沒有強調學生的選擇性時我們的教育是共性淹沒了個性，而現在是在共性的基礎上張揚了個性。”邊新燦說。
高考一個環節的變化正在對整個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育改革形成了倒逼。
原來的中小學在教學上是“齊步走”式的，所有班級的教學安排大體一致，在管理上也是固定的班級管理制度。而選考選學帶來的走班，不僅帶來了管理上的難題，更給中學的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邊新燦介紹，實行選考、選學后有些學校原來的教師專業結構問題就可能顯現出來，出現了學科教師需求的“潮汐現象”，學生選學人數較多的老師工作量可能會驟增，而學生選學數量較少的老師則可能會出現工作量驟減的現象。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兩年從北京一些正在進行走班制的學校了解到，實施走班制后“老師一下子不夠用了”。
北京市海淀區一所高中的胡老師解釋，現在學校的教師配備是按照原來的班級數量進行的，但是走班之后就不一樣了，如果原來是10個班，現在肯定超過10個班。同時老師的工作量也成倍的增長。“學生進行選課走班，對老師有了更高的要求，要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情況和個性化需求，有了大量的隱形工作量”。
以前人們對生涯指導的理解似乎就是給學生開幾節課，講講大道理，現在則完全不同，學生在高中時選學什么科目、學習程度如何和將來報考什么專業有著很強的關聯性，而家長因為掌握信息有限，很難給學生做出專業的指導。
“我們的高中要站起來。”劉玉祥說，因為學校是既懂人才發展趨勢又了解本校學生優勢的專業機構，要改變以前的“坐堂問診”式為“全身體檢”式的生涯指導。
隨著高考改革的不斷深入，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成果，區域間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差距明顯縮小，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在大幅增加，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政策實現突破，高校招生錄取程序更加嚴格規范，對中學實施素質教育的導向也在不斷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