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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寫入了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不少業(yè)內(nèi)人士表示，這樣的提法寫入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還是第一次”!

　　與此同時，在中小學奧數(shù)培訓中“頗具聲望”的華羅庚金杯少年數(shù)學邀請賽(即“華杯賽”)已確定暫緩舉辦，而備受關(guān)注的“學而思杯”傳出了“今年也不再舉辦”的消息。這些似乎都標志著對課外培訓市場的治理“動真格的了”。

　　無疑，中小學生減負成了全國兩會期間的最熱話題，而“三點半以后”則成了熱點話題中的焦點。

　　“三點半現(xiàn)象”在大中城市更為普遍。三點半之前，孩子在校學習，責任在學校;三點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責任在家長。但是，由于作息時間的不匹配，很多家長沒有辦法去接孩子，于是不少家長不得已把孩子送進了各種托管班和課外輔導班。

　　在今年全國兩會的“部長通道”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作為首個接受記者提問的部長，特別談到了“課后三點半”問題，他表示，將通過多種模式解決小學生“三點半”放學給家長接孩子造成的難題。給年輕父母更厚實的“紅包”。確實，很多地方正在進行積極的探索，比如，南京的“彈性離校”、北京的“課后一小時”、上海的“校后服務”等。

　　但是，深入了解后發(fā)現(xiàn)，有些地方也出現(xiàn)了學校“課后班”報名者寥寥的尷尬現(xiàn)象，最后都開不起來。

　　其實，政策剛剛出臺時確實受到家長的熱烈歡迎，“孩子班里幾乎所有孩子都報名了。”北京的黃女士回憶北京剛剛實行“課后一小時”政策時的情景，但是家長們慢慢發(fā)現(xiàn)孩子在學校多待的這段時間里沒什么收獲，“上一年的美術(shù)是涂色，這一年還是涂色，浪費時間。”黃女士說。

　　中國家長對教育的需求早已過了“把孩子幫我看管起來就行了”的階段，他們不僅需要有人幫自己看孩子，同時還要給孩子有質(zhì)量的教育。但是，我們在出臺一些教育措施時似乎并沒能考慮到家長對教育需求的變化，還存在“一刀切”的痕跡。比如，政策要求學校辦出特色，于是“校本”課程紛紛上馬。但其實，并不是有了“校本課”就真正有了特色，“我們的跆拳道課一個學期學的都是怎么鞠躬，沒意思。”一位小學生這么評價。

　　新時代來臨，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發(fā)生變化，而在教育領域，家長的需求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給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教育領域內(nèi)的難點問題要進行抽絲剝繭式的分析和研究，找出學生和家長的真正需求，才能制定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否則治表不治里，會使難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就像家長黃女士所說的那樣：“‘三點半以后’確實是家長們的難題，但是我們也不希望隨便用一個‘托管班’來解決這個難題。”

　　“升級打怪”的道路為何越走越分裂?

　　這些天一邊是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在熱議如何給中小學生“減負”，一邊是《教育部，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網(wǎng)文刷屏，這篇網(wǎng)文似乎代表了不少家長的心聲。

　　不能簡單地責怪家長都是虎媽狼爸。

　　“學生負擔重”是教育領域內(nèi)一個“老大難”問題，甚至有人把它比作“教育天空上屢驅(qū)不散的霧霾”。

　　幾十年來，“減負”政策不斷出臺，但是卻出現(xiàn)了學生負擔“越減越重”的現(xiàn)象。

　　如果我們把“學生負擔重”看作是教育領域的一只“怪獸”，那么我們在這條“升級打怪”的道路上出現(xiàn)了越走越分裂的狀態(tài)。

　　為什么?

　　最直接的原因是：家長要給孩子擇校，增加孩子負擔是剛需。

　　雖然，無論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都嚴格指出，幼升小、小升初階段不允許考試，現(xiàn)實情況是培訓機構(gòu)依然為學校輸送著“苗子”，是“哪家的‘牛娃’接到了哪家名校的‘密電’”，而我們沒有看到或者聽說哪所名校因為擇校而受到處罰。

　　所以，學校、培訓機構(gòu)乃至整個社會對每每出臺的減負政策總是持觀望態(tài)度。家長則在觀望的同時不忘“武裝”自己的孩子——讓孩子越來越牛。

　　看來，治理“負擔重”的難點不是出臺什么政策，而是落實政策，同時找到那個真正的“七寸”。否則，政策執(zhí)行道路上的分裂最終會造成家長的分裂進而是孩子的分裂。這絕對不是我們愿意看到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