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區里收廢品的師傅騎的平板車上坐著自家的閨女，擺小攤賣菜的大叔同時還看著自己的小孫子，打工子弟學校里的孩子越來越多……人口流動開始進入家庭化遷移為主的階段。
小區里收廢品的師傅騎的平板車上坐著自家的閨女，擺小攤賣菜的大叔同時還看著自己的小孫子，打工子弟學校里的孩子越來越多……人口流動開始進入家庭化遷移為主的階段，這不僅是衛計委最新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以下簡稱報告）中的內容，也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感受。
當了二十多年“北漂”的管軍覺得這種趨勢是一個必然，也是一種進步，“大家都越來越看重自己的家庭。那種自己出來，把老婆孩子都扔在老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啦。”
故事1
“即便我在大城市撿垃圾，
我兒子的眼界也比老家的孩子開闊”
雖然剛滿五十歲，但張玉娟的孫子已經4歲多了，他們一家五口都住在玲瓏路的一個半地下室里。兒媳婦在家帶孫子，張玉娟還是做她已經干了快8年的小時工。
張玉娟是他們全家最早從葫蘆島出來到北京打工的人，一直就做保潔工作。8年多來，她陸續掛靠了幾個公司，慢慢攢起了自己的客戶群，每個月的收入從剛開始的三千多到現在已經能穩定在六千左右。她的愛人老薛則在她到北京第二年后也跟了出來，“每天四點左右就騎車去新發地批菜，然后在早市上擺攤。”
兩口子干了一年多，小三輪換成了面包車，把兒子小薛也從老家帶出來了。早晨，小薛幫著老薛進貨，白天就在附近小區收廢品。“這邊挺多人就直接把塑料瓶子、紙箱子扔在樓下，還有挺好的大沙發、衣服鞋子，要是在我們老家，哪有人白扔這么好的東西。”2011年，小薛和同來打工的老鄉結婚，有了孩子后，小薛又跟兩個老鄉一起，在小區門口開了一家訂做、安裝塑鋼門窗的小店。兒子退出后，老薛覺得獨自一人進貨困難，就當上了賣菜“游擊隊”——每天去早市批點蔬菜，傍晚的時候就在附近小區外面擺攤。
老薛和小薛雖然也有代溝，但是在繼續留在北京這個問題上從無分歧，“還是在大城市討生活容易。只要下苦力，干點啥都掙錢。孩子雖然沒上幼兒園，但是我們也經常帶著去公園、動物園，到處都有免費開放的游樂設施。我們過年回家的時候，老家的人還說我們孩子到底是大城市來的，見識就是多。要是在老家，也就是住的能比這兒好點，其他各方面都不行。”
“等六十多歲干不動了，就回老家養老啦”
老薛一家在老家都參加了新農合醫保，他們都沒辦異地醫保報銷手續。在老薛看來，在北京即便沒有醫保報銷，看病也比在老家便宜。“在老家，一個感冒就得掛一周的點滴，得好幾百塊。在這兒買點藥就行了，算下來，不比在家花得多。”張玉娟告訴記者，她們公司里出來打工的基本都是一家人，而且多數都是中年人。“單個出來打工的一般都干不長。出來的人，身體一般都不錯，四五十歲的比較多，真要是六十往上的基本就回家了，也就沒有醫保報銷的問題。”
老薛一家雖然一致認為留在北京更好，但他們并沒有打算從此不回家鄉。老薛和張玉娟準備再干十來年，“趁著身體還行，攢出棺材本來。等到六十多歲干不動了就回老家養老啦。”而小薛則準備看看孩子未來學習情況再決定是否返鄉，“要是孩子是那塊料，就回老家上學，要是成績不好，索性就在北京上職業學校，畢業了在北京也能找到更多的工作機會。”
故事2
“經過了二十多年，
我終于把全家都帶了出來”
1991年，管軍在父親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工廠才工作了不到一年就不聲不響地辭職了，揣著僅有的157元從老家洛陽來到了北京。管軍從大酒店的服務生干起，賣過早點，推銷過上百種商品，逐漸在北京站住了腳。“我的故事雖然沒有‘王啟明’那么曲折，不過將來講給我閨女聽，也挺勵志的。”管軍對自己的奮斗歷程相當自豪，而最讓他覺得自豪的就是他不僅自己在北京站住了腳，也把全家都帶到了北京定居。
管軍是父母的長子，他始終覺得自己對原生家庭有著不可替代的責任。當初，他的弟弟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好工作，剛剛結婚的管軍就把弟弟叫到了北京，讓他住在自己家里復習考研。連考了4年，管軍的弟弟終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畢業后，弟弟又考上了北京市的公務員。
安排好弟弟，管軍就開始勸說已經退休的父母也搬到北京來。“我們老家正好在黃河以南，冬天沒有暖氣，我爸媽的腰腿都不好，我覺得就是凍的。”管軍勸了三四年，父母還是不肯到北京。情急之下，管軍趁著回洛陽探親的機會，背著父母把老家的房子賣了，老兩口這才不得不搬到了北京。“我爸媽總說不適應啥的，其實就是覺得來北京花費高，看病也不能報銷。”
“老人看病就基本自己掏錢了，但孩子如何上學是最大的煩惱”
2011年，管軍的女兒出生了，為了照顧孫女，之前一直鬧騰要回老家的父母安心住了下來。管軍也幫父母在老家辦了異地醫保的手續，而他覺得辦理這個手續惟一的好處就是讓父母安心：“平時拿那一點藥，要是回去報銷，報回來的那點錢還不夠來回路費的。要是有了大病，那些進口藥也根本不給報啊。”
父母來照顧女兒后，管軍更真切感受到天氣變化對父母健康的影響。4年前，他在瀾滄江邊買了一套房子。“我媽這次挺痛快，說反正也湊不到原來那些老伙伴了，那就住哪兒都無所謂了。閨女上幼兒園后，這兩年我都送老人去那兒過冬，去年春節，我們家、我弟弟一家都在那兒和父母一起過年的。”
現在，管軍又開始為女兒上哪種小學糾結。雖然孩子沒有北京戶口，但管軍并不希望孩子從小就上國際學校，“我還是希望她和鄰居們的孩子在一起上學，接受正常的基礎教育。”管軍正在猶豫是先讓孩子上片區內的小學還是直接上外國語學校。“外國語學校得住宿，我有點不放心。唉，折騰這些年，沒有戶口，孩子上學還是不方便啊。”
管軍說，他身邊不少類似他這樣已經在北京安家的朋友，大家雖然沒有北京戶口，但一家人都在北京，“把老人接過來的不多，多數是老人不愿意過來。但沒有人不把孩子帶在身邊的。”但是，孩子上學就只能各謀出路，“留在北京的都是上私立學校，奔著出國，要不就是買天津的房子，把孩子學籍轉過去，然后安排一個家長過去陪讀。”
但在管軍看來，他費了好大勁才把家人都湊在北京的，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再為其他事情讓家人分離，所以他現在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將來北京的高中也能允許外地學生借讀，高考的時候不讓我們這些外地戶口的孩子參加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