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房產稅緣何“難產”？如樓部長所言，信息征集能力弱、利益阻礙是兩大阻力。房產信息聯網不見下文，難度更大的不動產統一登記會蹈覆轍嗎？
近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上表示，“應該積極推動房地產稅制改革，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這是一個難題，但也義無反顧地要做”。事實上，從2003年提出物業稅，有關房產稅征與不征、稅率如何、免稅設計、沖擊樓市、與土地出讓金的關系等等問題，各種版本的傳聞與爭論從沒有間斷過。但是，13年來，房產稅也僅僅停留在傳聞上。
“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60項改革任務中的一項，相比之前“穩步推進”、“適時推進”表態看，新一屆政府改革的決心更大。此次樓繼偉財長“義無反顧”的表態，似乎印證了這一點。房產稅緣何“難產”？如樓部長所言，信息征集能力弱、利益阻礙是兩大阻力。房產信息聯網不見下文，難度更大的不動產統一登記會蹈覆轍嗎？
在財富聚攏、財富傳承、保值增值上，沒有哪一項資產能匹敵房產。于是，房改以來的20年，房產已成富人、權貴第一追逐目標。招行和貝恩資本發布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3年之前，房產是富人資產配置第一選擇；近年來，整頓吏治顯示，房產已成為貪腐和利益輸送的首選。信息極其混亂（有的城市房子種類就高達十幾種），加上利益阻礙，“難產”就不奇怪了。
我國稅收在組織政府收入上的效率很高，但稅收的另一大功能，即在調節收入上，實在太差了。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這是全球調節收入的四大稅種。但在我國，目前只有個人所得稅“一根獨木”。但問題是，2011年，財政部門曾披露，起征點從2000元上調到3500元后，納稅人數由8400萬驟減至2400萬。這意味著，個稅已淪為“工薪稅”。
普通百姓靠工薪、富人靠非工薪收入，個稅調節功能有限，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已從1994年的0.37上升到2013年的0.47，我國已跨入收入差距最大國家序列。國民經濟“十三五”規劃、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等，均提出共享發展理念。共享發展也是全面攻堅小康，建設內需社會，攻克“二元結構”等改革任務的目標濃縮。實現共享，就必須縮小收入差距。
目前，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并非工薪收入，而是財產和資產收入，特別是房產收入的差距。當下，城市化和房地產都進入“下半場”，前者叫都市圈時代，即人口向服務業集中和收入高的都市圈遷徙；后者叫存量房時代，即存量房交易占主體。兩個“下半場”相遇，意味著類似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會越來越高。在“資產荒、水汪汪”的年代，全國資金、全國的富豪，都來這些城市買房。由此，沒有有效的收入調節工具，熱點城市的樓市會走向泡沫集聚，直至走向崩潰的境地；另一方面，代表我國產業升級方向“優等生”的京滬深三大都市圈，“脫實入虛”愈演愈烈。
同時，涌入三大都市圈的外來移民，承受不起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而被邊緣化，這就是我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進”的前夜。因此，就像樓部長所言，“這是一個難題，但也義無反顧地要做”。13年來，政商學三界始終囿于房產稅的功能定位、構成要素、免稅設計、征收范圍、與土地出讓金的關系、信息基礎、稅收立法等方面，爭論不休、冷飯重炒，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筆者認為，樓部長所言的“義無反顧”，不僅意在改革的信心和決心，更意在改革需要加速推進。不可否認，倉促推出會有后續問題，稅收需要中國特色的“漫長法定”，相關稅費調整也存在制約。但問題是，當前任何一項改革，利益關系都盤根錯節，都可以找一萬個理由推延，將改革留給后代。改革“窗口期”稍縱即逝，加快推出房產稅已成倒逼之勢，不能再談阻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