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娟,一個原本在家鄉黑龍江依蘭縣做山貨生意的普通商人,2008年在廣西南寧加入傳銷組織,2010年脫離組織“單飛”到安徽合肥“創業”。不到3年間,其領導的傳銷網絡急速膨脹,下線達幾十個層級,網羅下線近萬人,非法斂財2.4億元,成為“行業中的神話”。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作為安徽省近期查辦的傳銷大案中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王麗娟案集中體現了傳銷組織活動近年來出現的新趨向。打著“國家項目”旗號,以高額回報為誘餌,人員結構日趨復雜,年輕化知識化特點明顯、利用社交網絡等組織聚集……這種“經濟邪教”不斷升級變種,已經成為危害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毒瘤。
然而,由于目前打擊傳銷體制不順、定罪處罰門檻較高、社會綜合管理跟不上等原因,打擊傳銷深陷“打而不絕、嚴打弱罰”的尷尬,助長了傳銷組織的氣焰。受訪人士呼吁要加快調整法律適用條文,理順打傳機制,加強跨區域多部門聯動,打防結合綜合治理,遏制傳銷毒瘤蔓延。
傳銷群體年輕化高知化
據合肥市相關部門提供的信息顯示,目前涉傳人員中約70%左右為20歲至40歲的年輕人,“80后、90后”日益成為主力軍。傳銷人員中不僅有中小企業主、公務人員、學者、教授,甚至還有部分退休干部。
地處中部地區的安徽省合肥市近年來經濟發展迅猛、城市擴張較快,成為傳銷人員熱衷聚集的主要城市之一《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采訪了解到,近年來該市不斷加大對傳銷的打擊力度,僅今年以來,全市就抓獲涉嫌傳銷人員400余人,行政拘留200多人,立案100多件。盡管如此,傳銷活動依然屢禁不絕。
合肥市打擊傳銷聯席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打傳辦)的負責人從事打擊傳銷工作十多年,在他看來,現在傳銷人員群體龐大,來自五湖四海,成分極其復雜。合肥打傳辦曾做過一個粗略統計,全市范圍內涉嫌傳銷的住戶約有8000余戶,按照1:2的保守估計,傳銷人員達上萬人,實際可能更多。
合肥市打傳辦的統計顯示,目前涉傳人員中約70%左右為20歲至40歲的年輕人,其中“80后、90后”日益成為主力軍,最年輕的傳銷人員出生于1995年。
“現在傳銷人員中年輕人越來越多,這些人思想相對偏激,陷入傳銷后,總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一般很難勸返。一旦發財夢碎血本無歸,將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動蕩。”合肥市包河區政法委工作人員表示。
此外,與過去傳銷多是無業人員,生活在底層,收入較低不同,現在傳銷人員成分復雜,其中不乏一些高知人才。據合肥市打傳辦和警方提供的信息,傳銷人員中不僅有中小企業主、公務人員、學者教授,甚至還有部分退休干部。涉傳人員來自全國幾乎所有省份,甚至包括來自臺灣地區的傳銷人員。《合肥市涉傳人員來源地信息統計表》顯示,合肥傳銷人員來源最多的省份是福建和江西,其次是湖北、江蘇、湖南、河南等地。
打“國家項目”旗號進行“拜金洗腦”
與過去實物傳銷、人人喊打的“老鼠會”不同,如今傳銷活動不斷變種,往往披上“資本運作”等時髦外衣,或者打著“國家項目”旗號進行“拜金洗腦”,蠱惑性極強。
據合肥市包河區檢察院辦案人員介紹,王麗娟之所以能夠吸引近萬人“入伙”,靠的是“國家項目”的包裝和煽動“畸形拜金”。王麗娟的傳銷項目名為“資本運作”,又稱“連鎖經營”,只要一次投資3800元到69800元,發展3名下線,一年后便可得到380萬元至1040萬元的回報。
她號稱這一項目是國家“暗中支持”的合法項目,“投資”都用于國家建設,并通過宣傳圖冊和現場考察等方式,把合肥濱湖新區、政務區等新城區的建設項目都謊稱為傳銷投資建設的項目。“投入一年精力,省下幾十年奮斗。“我們是沒有圍墻的黃埔軍校,加入就是老板。”“超高回報率”加上王麗娟極具針對性的“成功學”煽動誘惑,很多人“不勞而獲”、“一年暴富”的畸形發財欲望被勾起,加入組織后又被培訓成傳銷骨干,使下線迅速擴張。
為了強化精神控制,傳銷組織宣揚自己是精英團隊,傳銷頭目往往把自己包裝成經濟、社會地位崇高的成功人士,平日住別墅、開豪車,并要求組織骨干效仿,即使還沒騙到多少“下線費”,也要按揭買奔馳車,給底層下線樹立“愿景、榜樣”。“造夢”同時,組織內部還有一整套教育、培訓方案,定期上課學習營銷學、成功學、心理學,定期組織交流討論,并要求行業人員互助自律。這些看起來“積極向上”的東西更有迷惑性。
組織嚴密煽動性強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傳銷組織還表現出管理精細化、組織專業化的“進化趨勢”。王麗娟傳銷案就具有該特點。據辦案人員介紹,早在2009年“創業”不久,高中學歷的王麗娟就感覺“組織發展太快,自己能力跟不上”,于是“在職”攻讀清華大學EM BA。
運用現代管理知識,王麗娟打造的傳銷體系更加嚴密,手段更為隱蔽。據調查,在王麗娟之下,設有人事總裁、教育總監、自律總監、申購總監、產品總監,往下各層級也有相應崗位,組織統一服裝、統一手機號碼段,從拉人、洗腦、收錢、培訓、考核到獎懲,形成一個目標明確的完整控制體系。
在多年的逃避打擊過程中,傳銷組織還發展出一套“風險控制體系”:本地人“不好控制、容易出事”,本省戶籍的一個不要,“跨省聚集傳銷”降低風險;底層下線不經允許不能請假外出、聚餐,相互不串連,不得與本地人發生矛盾等。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傳銷組織體系十分嚴密,利用微信、Q Q等社交工具“虛擬抱團”,組織動員能力極強。一些基層打傳干部和公安干警認為,目前傳銷已經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是蔓延發展成為了社會問題。
據合肥市打傳辦的統計,自2010年以來,合肥市每年都會發生多起傳銷人員聚集對抗政府打擊的群體事件。起初,傳銷人員與政府執法人員對抗還只限于簡單的辱罵和個別肢體沖突,但后來暴力對抗的次數越來越多,甚至發展到毆打政府執法人員。利用微信等社交圈,傳銷人員快速動員能力極強,有時短短幾分鐘就能聚集上百人,對抗政府的底氣越來越足。
嚴打弱罰助長氣焰
盡管近年來,不少地方打擊傳銷保持了高壓態勢,但是傳銷如同韭菜般割一茬長一茬,始終處于“打而不死、驅而不散、遣而不返”的狀況。這除了與傳銷人員自己身陷其中難以自撥有關,更重要的是,當前嚴打弱罰的打擊效果難以形成震懾力,反而助長了傳銷人員的氣焰。
2013年下半年至今年2月底,安徽全省共審理傳銷活動犯罪案件44件,這些案件查實的下線多達1.3萬余人,但立案判決的只有162人。專門負責打擊傳銷工作的合肥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相關負責人無奈地表示,現在打擊傳銷政府重視,工商、公安、房產等多部門聯動,陣勢大卻難有震懾效果。“我們最頭疼的就是偵破一個傳銷案子,花費數月甚至一年,發現涉傳人員成百上千,但最后卻打擊不了,真正能定罪受罰的只有幾十人,大多數下線換個地方接著干。有的案子還沒有辦結,那些被遣散的傳銷人員已經異化為幾個組織體系了。”
合肥市打擊傳銷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說,打傳銷就像割壁虎的尾巴,這個老總抓住以后,下面的老總馬上就“升”上來了。合肥市包河區曾打擊過一個涉及數百人的傳銷組織,判了50余人。這個體系離開合肥到浙江湖州、嘉興,重新另起爐灶,下面的人員全部升級,副職升正職,因為抓的畢竟是少數,發展體系非常快。
嚴打弱罰的打傳窘境造成了傳銷的全國大流竄,有數據顯示,目前傳銷組織遍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涉傳人員達數千萬之眾。打不絕反而助長了傳銷的氣焰,一些傳銷人員不僅因此越來越有對抗政府的底氣,而且還借此宣稱,這是政府的明打暗支持的一種方式。
“打了放、放了打不如不打。”基層干部認為,這種軟弱的處罰長久下去將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既長了傳銷人員的氣勢,更增加了不明真相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和怨氣。
取證難執法難定罪難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造成打擊傳銷軟弱無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打傳中面臨的打傳機制和法律障礙。
工商牽頭的打傳機制“小馬拉大車”,造成打擊中取證難、執法難、認定難。合肥市工商局經濟檢查執法局王先進介紹,打擊傳銷目前牽頭部門在工商,這是過去實物傳銷時所建立的打傳機制。當前傳銷已經從實物買賣變成了資本運營,沒有經營行為,而且隱蔽在居民小區出租屋內,這導致工商部門在打擊中面臨著調查取證和執法的難題。
“在傳銷窩點很難再查到產品或傳銷資料等能證明其從事傳銷活動的證據,而且出租屋非經營場所,工商部門人員不能輕易進入檢查,更何況傳銷人員往往是親戚朋友,也不指證上線和下線,難以獲得有價值的證據。”
采訪中,一些基層打傳人員還表示,面對龐大的傳銷隊伍,現有的工商打傳隊伍人員有些難以適應。在核查、取締傳銷窩點行動中,工商、街道工作人員對傳銷窩點面臨“門難進”的困擾。
“現在基層打傳人員是一群沒有權力的人,干著一些需要權力來解決的事情。”長期從事一線打擊傳銷的合肥市包河區市場監管局副局長謝曉春感嘆,執法難讓打傳人士執法風險與日俱增。
懲處定罪難也是當前打擊傳銷無力的重要原因。據介紹,《禁止傳銷條例》實施后,我國對傳銷的定罪處罰依據的是《刑法修正案(七)》,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次在3級以上,才能對組織、領導者予以立案。但目前傳銷組織為了躲避法律規定,有意發展到30人以下就出局,導致很多傳銷組織有意逃避打擊。
“有一次我們曾逮捕了29個人,所有的口供全做了,送到檢察院就是不批。因為按照刑法規定,不到30人就是不能立案。”宋德春說。
此外,基層打擊傳銷工作者還談到,當前傳銷的猖獗還暴露了社會管理的短板。目前傳銷都躲避在居民小區內,但相應的社區人口信息收集和出租房管理卻跟不上。雖然合肥市為了打擊傳銷專門出臺了針對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的房屋出租登記管理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落實不到位。房東主動辦理出租屋備案登記較少,特別是外省、外市的房東很難聯系或拒不配合,對據不辦理備案登記的予以處罰措施跟不上;流動人口登記管理與防范傳銷工作脫節。
理順機制多方聯動
受訪人士認為,針對當前傳銷活動發展的新態勢,應加快調整法律適用條文,理順打傳機制,加強跨區域多部門聯動,打防結合綜合治理,扼制傳銷毒瘤蔓延。
盡快調整當前“三級且30人”的立案標準,靈活運用更多處罰手段加大對中層傳銷頭目的打擊力度。公安部門建議,鑒于傳銷涉及的資金規模不斷擴大,量刑標準應取消人數門檻,改以涉及金額作為量刑標準,以合同詐騙罪或非法經營罪論處,通過降低“入刑”的立案標準,加大對傳銷的打擊力度。同時公檢法三機關對傳銷犯罪的定性、證據規格、法律適用等問題上也應達成初步共識,提高傳銷案件的批捕率、起訴率、判決率,更好地運用法律武器嚴懲傳銷犯罪分子。對因傳銷引發的殺人、傷人、搶劫、妨害公務等行為要從重從快定罪處理。要狠打核心頭目,摧毀網絡體系,對在逃的傳銷人員采取掛網追逃,集中打、聯手打、連續打。
“傳銷活動本質是從事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犯罪活動,同時伴生著非法拘禁、傳授犯罪方法等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如果能以集資詐騙定罪,將使打擊傳銷的門檻大大降低,有利于徹底根除摧毀傳銷組織。”長期從事打擊傳銷工作的合肥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的相關負責人說。
調整完善多部門打擊傳銷的聯動機制。基層工商部門的不少干部表示,從管理體制來看,打擊傳銷辦公室設在工商,但實際上打傳與工商職能脫離越來越遠,工商部門牽頭打傳“勉為其難”,“小馬拉大車”不堪重負。鑒于傳銷已經帶來的社會隱患和可能存在的政治風險,建議國家層面慎重考慮,調整完善打傳機制,由中央和各級政法委牽頭,更好地調動各部門資源,加強社會防控和綜合治理。同時加強城鄉社區網格管理和出租房屋信息登記,強化基層社區的傳銷監控預警網絡。
加強反傳銷宣傳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一些打傳人士表示,當前一些地方在反傳銷宣傳方面較為膚淺和簡單,只是簡單地宣傳政府打擊成效,不僅缺乏威懾力,甚至有可能起到吸引傳銷人員的反作用。他們建議,應對傳銷的理論體系、洗腦體系進行有針對性的系統破解和反洗腦宣傳,對于查處的一些重點案例要公開詳細解剖,對于傳銷活動較多的地點要集中重點宣傳。
建立跨區域跨境協作機制。不少基層干部還指出,當前各地在打擊傳銷中普遍采用“驅趕”政策,只要把傳銷人員趕離本地就算成功。這種各自為政、“一陣風式”的打傳機制下很容易出現“東邊打往西邊跑,南邊打往北邊跑”的問題,反而使得傳銷活動擴散的區域更加廣泛。為解決這一難題,必須“全國一盤棋”,特別是一些重點城市要建立規范化的打傳協作機制,對傳銷活動實施全國性、系統性打擊,形成統一的高壓打傳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