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的唯一一張父親的照片，慰藉了侯希賢許多年。京華時報記者朱嘉磊攝
父親在留給侯希賢的唯一一封信中教導他先愛國后愛家。
846個名字鐫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個字被淹沒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在內的1500多名中國大陸紅色特工遠赴臺灣，之后這個群體犧牲過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過去很長一段歲月里，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連名字都沒留下來。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846個當年犧牲于臺灣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紀念墻上。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時隔60多年，家屬得知侯文理的死訊后，將一份申請烈士的材料遞交相關部門，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獲得官方審批。
紀念廣場上一段碑文為侯文理們的人生做了注腳：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
尋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紀念墻上，當侯媛媛的弟弟最終找到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時，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隊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認了他為國犧牲”。
2013年12月，在媒體報道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英雄名單”中，侯媛媛發現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爺爺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囑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時，北京西山森林公園，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為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隱蔽戰線工作犧牲的無名英雄，建設了一座紀念廣場，并刻上了846個英雄的名字。
“爺爺侯文理50年代在臺灣被國民黨殺害，半個多世紀沒人知道，如今終于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電話給江蘇邳州的父親侯希賢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兒孫們滿懷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馬上就有著落了。
為了給侯文理申請烈士，一家人已跑了兩年。侯文理的確切死訊，他們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環球時報》刊登《追尋在臺中共特工遺骨始末為兩岸和平種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黨和特工人員的無主骨罐名冊，編號124號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號為296。那時，侯媛媛就認
定名單中的人為爺爺侯文理。
5月4日，《環球時報》再次公布了《臺灣戒嚴時期疑似政治受難者名冊》，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編號：296，籍貫：江蘇蕭縣(現安徽蕭縣)，槍決時間：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樓1排3層6號”。
侯媛媛立即聯系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薛小樂，得到了“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的郵箱。
李坤龍回憶，侯媛媛聯系上他時，他并沒有懷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見過較特殊、復雜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書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來信都讓李坤龍覺得字里行間真摯感人，“她算是賺取我最多眼淚的家屬，很少有受難者的第三代，對祖輩犧牲者有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龍決定提供幫助，最終確認侯文理的遺骸安放在六張犁納骨塔內。李坤龍將所尋的材料一并交給侯媛媛。這些材料包括兩份國民黨的判決書、侯文理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龍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開，“雖然我從沒見過爺爺，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對”。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開了文件夾，看到了侯文理被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歲的她趴在辦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龍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著，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將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請追認烈士。“那是爺爺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軍屬關系檔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將侯媛媛寄來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給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區，一份交給了西安市東關南街街道辦，“街道辦說材料沒問題，已經交給了區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詢問辦理進度，并幾次向區民政局補交父親部隊的證明、派出所的父子關系證明、父親同事的證明等材料。從家到區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騎車大半個小時，這一年，65歲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為資料從民間而來，并不是從部隊得來；且侯文理歸總參人員，民政局無法為侯文理申請烈士身份，“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已經把材料交給了市里，但市里回復說省市級別不夠給我們辦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覺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蕭縣應該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驅車將材料送往蕭縣，蕭縣統戰部副部長、臺辦主任王靜接待了他們。之后，王靜曾致電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隊開具證明，侯媛媛溝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隊將證明發至蕭縣相關部門。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將廣場名單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蕭縣。材料都交齊了，侯文理的烈士稱號卻不了了之。
“總要有個結論，我們活著的人沒什么，父親為祖國的統一、為自己的信仰奮斗犧牲，國家不應該給他一個說法。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嗎？”侯希勇覺得，只有受到了國家的認可，一名軍人的靈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這種想法，在尋找、搜集替侯文理申報烈士的材料過程中，變得越發強烈。
離鄉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黨，才知道他在國民黨軍隊里，有個名字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歲的江蘇蕭縣人侯文理參軍。侯文理走后不到6個月，在老家趙龍鎮新莊村，他的第一個孩子侯希賢降生。
幼年的侯希賢并不知道父親長什么模樣。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張照片。這張長約30公分，寬約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侯文理“穿著軍裝，模樣帥氣”。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賢的親生母親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從遠征軍的戰場歸來，11歲的侯希賢才第一次見到父親，以及和父親一起回鄉的繼母張勵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帶著妻子和四個兒女回到了其部隊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賢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繼在西安出生。
軍隊隨著戰爭轉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遷徙。1947年離開西安后，侯家輾轉上海、金華、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陸基本解放后，幾名八路軍來到家中，張勵凡以為八路軍此番前來是要逮捕侯文理，“嚇得要命”。
隨后，侯文理淡定邀請幾名八路軍入座，這才道出其真實身份，“不用擔心，這是我們自己的同志”。
和幾名八路軍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來時一身國民黨軍官服裝已換成了八路軍軍裝。“父親回來后，讓母親打開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種宴會用的梳妝盒，底層居然有個夾層，父親說，平常都是用母親的梳妝盒送的情報。”侯希坤印象深刻，聽完父親的話，母親嚇得癱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來才知道，10多年來，在國民黨軍隊里的侯文理，原來是中共地下黨。在國民黨軍隊里，他有另一個名字，叫侯璨章。
別名
戰友曹藝很了解在國民黨軍隊里的侯璨章。
曹藝的女兒曹景滇介紹，1937年，曹藝受命于朱德，作為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回到白區工作。當時的陜西省委書記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為曹藝的單線聯系人。
回到國民黨軍隊后，曹藝為國民黨輜汽六團少將團長。侯文理改名侯璨章，在曹藝部下任職，曾受訓于國民黨陸軍輜重兵學校軍官隊四期。
為八路軍建立機械化部隊輸送人才、物資，是兩人在輜汽六團活動期間接受的任務。兩人曾利用國民黨的汽車部隊，多次向延安運送革命進步青年，接送延安軍政領導往返陜北道上。
1937年至1948年間，侯文理和曹藝隨中國遠征軍一起到澠池、桂林、貴陽、河池戰斗，其間更遠征印度、緬甸，大敗日寇后，又輾轉昆明、貴陽、洛陽、鄭州。
離開輜汽六團后，侯文理到了浙江龍游湯恩伯的二線兵團203師臥底，任該師中校警衛營長。1949年4月，侯文理同曹藝一起策動金華蔣軍203師部隊起義，并將機械化設備等交付給解放軍二野。
之后，曹藝將軍與侯文理兩人先后到南京二野。當時的敵工部部長袁血卒安排侯文理進入大西南潛伏，做瓦解敵軍機械化部隊工作。由于密探密報，侯文理被特務抓捕。被捕期間受到酷刑，“侯文理沒有透露過自己的身份及我黨我軍的機密”。因抓無實據，侯文理最終被釋放。
1949年，解放軍在大陸戰場取勝的同時，舟山、金門之戰卻艱難至極，甚至失利。這一年，先后有1500名“紅色特工”被派赴臺，他們喬裝成商人、難民、小販、敗軍，混入數以百萬計的遷臺大軍。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這年冬天，他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敵工部長袁血卒的指令，隨國民黨軍隊撤往臺灣。
送別
1949年春節前夕，赴臺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蕭縣老家，見了長子侯希賢一面。
“那天，父親和我睡了一晚，枕在一個枕頭上”，父親摟著當時上小學六年級的侯希賢，告訴他需要到外面執行任務，可能要兩三年時間，“父親讓我在家聽爺爺奶奶、叔叔的話，好好念書”。
侯希賢總忘不了那個夜晚，他覺得父親似乎有心事。父子倆聊到深夜，窗外月亮飽滿，把院子照得發亮。
當時14歲的侯希賢不知道，這是他今生見父親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在徐州火車站，29歲的張勵凡帶著三個孩子將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車。臨上車前，侯文理分別親了三姐弟，給妻子留下六個字——先保國，后保家。
此后不久，侯希賢收到了父親寫給他的唯一一封家書。侯文理除叮囑侯希賢照顧好弟弟妹妹、做好榜樣之外，還教育侯文理認真學習，為國家獻力。
書信中，侯希賢被要求每天練習小楷、寫日記。侯希賢認真遵照父親的要求，直到師范學院畢業。這個沉默寡言的長子以這樣的方式思念著父親。
父親離開后的日子，侯希賢將四頁信紙帶在身上。后經多次變故，侯希賢一度以為信件丟失。直至1955年秋天，侯希賢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課本，這封信從中掉落。
這封家書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在侯文理落筆寫信的第二天，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張勵凡收到了侯文理來信，讓張勵凡到香港去。由于當時三個孩子年紀還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錢”，張勵凡錯過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張勵凡帶著三個兒女從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變故，原先的家財散盡，張勵凡帶著三個孩子度過了一段艱難歲月。
從小家境優渥的張勵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員的工作，養活姐弟仨和老母親。為了能夠做飯取暖，當時6歲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單位大院外，撿沒有燃盡的煤炭，拿回家燒火。收獲的季節，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撿麥穗，補充家里的糧食。
1958年，張勵凡因十二指腸潰瘍嚴重被辭退，家庭沒了經濟來源，侯希坤還沒念完高一便退學在家。
家里最困難的時候，小兒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個夾膜。外婆把侯希勇帶到街上的夾饃攤旁，指了指攤位上放的饃，“我以為她要給我買，沒想到她指給我看看就拉著我走了，說看了就等于吃了。”
買夾饃的5分錢都拿不出，讓當時9歲的侯希勇無比想念父親。
1953年左右，張勵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隊，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臺灣執行任務。可是，這樣的“組織機密”，一家人并不能對外人講。
幾十年來，侯希勇家的小區院子里流傳著風言風語，說侯家的父親在外面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了。張勵凡一直沉默，不作辯解。一回到家里，張勵凡就會告訴三個兒女，父親絕不會在臺灣成家，“母親說即使父親成了家也是任務需要，組織上安排的，不能怨恨父親。”
一家人因此獲得的“海外關系”，也讓三女兒侯希慧分配工作時一波三折，更讓大兒子侯希賢在文革中被關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龍抬頭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當這一天，一家人過節時，在邳州的侯希賢總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淚。
在西安的張勵凡一輩子最愛看的電影是《永不消逝的電波》。家人說，西安城里，無論哪家電影院在放這部電影，張勵凡都會早早買票，一個人坐著看完。
“她每次看都會哭，然后跟我們說，‘你們父親就是做這個工作啊’。”父親離開時不到兩歲的侯希勇，對父親沒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親看電影時抽泣的背影，侯希勇總覺得心疼。“也不是沒打聽過”，侯家上下曾多次詢問某部隊，得到的回復是：組織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況。
“我活了這么久，誰都見過了，就是沒再見過你父親，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什么樣。”說完這話，張勵凡永遠地閉上了雙眼。時間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張勵凡已年過耄耋，直到85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爺爺的消息。”侯文理的孫子侯海波說，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個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舊的窯洞名曰“古寒窯”，相傳當年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載，等待丈夫薛平貴歸來的故事，就是發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里，奶奶張勵凡比王寶釧更慘，王寶釧一生命苦，可最終還是等來了薛平貴，“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爺爺早已經沒了。”
答復
張勵凡想過千萬種可能，她沒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殺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報。后因被人發現舉報逮捕，自1954年開始，經過4年審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終被國民黨以叛亂犯的罪名處以死刑，時年42歲。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沒說出自己地下黨的身份。“這樣的革命者難道不是烈士嗎？名字刻在紀念墻上了，還不是烈士嗎？為什么我們走這條路就這么難？”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綜合科一名工作人員回復此事稱，對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區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這是涉臺的，省里沒資格審批，需要民政部來審批，需要由他的單位總參來提交申請。”該工作人員稱，區縣沒有申報權，但區民政局已經將侯希勇的申請打報告給市民政局，“從我們的角度來說他符合條件，但涉臺需要部級來評烈。”
西安市民政局優撫安置處處長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況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過，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廳匯報情況，再看怎么處理。辛女士稱，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資料，“區民政局可能是對政策吃不準，只是把情況口頭上報了，市里并沒有見到材料。”
辛女士稱，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況后，再按照程序審核資料，“這個事情我們一定會跟省廳匯報，處理好，如果在我們權限范圍內，烈士認定是沒問題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議，將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給了街道辦。
義人
幫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龍，也是當時臺灣這場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龍是臺灣云林人，其父1952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時，他僅4個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難者后人郭素貞的提議下，深知失去親人痛苦的李坤龍開始義務收集政治罹難者的檔案。為了能讓這些當年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輕人遺靈重返家鄉，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檔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動中被發現在納骨塔內。
近些年來，除了侯家，李坤龍也一直在幫助其他在臺罹難者的大陸家屬，目前為止，他已幫助11名受難者家屬在臺灣找到骨灰。
罹難者家屬中，讓李坤龍印象深刻的是劉光典的家屬。劉家姐弟三人帶著勺子，一人一個小絨布袋，每個人從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將父親帶回北京，“看著就想流淚”。
在李坤龍印象里，在其幫助找到的11名大陸受難者骨灰中，只有李朋、汪聲、周一粟、劉光典和殷啟輝5人被大陸相關部門評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員失去聯絡，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叛變，二是犧牲。當時通訊斷絕，兩種可能無法得到證實，政治身份也就無法確定。”此時，槍決的照片和執行公文書(判決書)等資料是最直接的證明，但并非每個人都有。這成了申請烈士的最大障礙。
犧牲的臺籍地下黨則更難獲得烈士身份。李坤龍所掌握的臺籍遇難地下黨人員中，只有張志忠一人被評為共產黨烈士。當時兩岸通訊斷絕，臺灣的地下黨組織來不及將黨員名單送回大陸，認定很難找到依據。
李坤龍說，目前協會發現的大陸受難者中，只有極少數人的骨灰被家屬找到接回。這也說明，這些人大部分沒有獲得烈士身份。
在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覺得自己是幸運兒，雖然搜集申烈資料困難，但最終還是找到了。“父親生前在大陸的工作情況我們不了解，到臺灣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說，他們幸運地得到父親生前戰友和李坤龍的幫忙，“當時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兒，很多后人估計都不知道父輩在臺灣犧牲了，更別說找回骨灰，替他們追認烈士了。”
李坤龍認為，對于“白色恐怖”期間因政治問題而引發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資料，加以厘清，以作為歷史殷鑒。
如今，李坤龍接觸的被槍決者的第二代，都有著“這筆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態，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國民黨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們還是要國民黨喝下去。”
大約從1994年起，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和處理協會開始組織秋祭活動，地點位于當年槍決死囚的馬場町。
李坤龍記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數都不少，受難者家屬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數最多的時候大約有500來人。
但近兩年來，參加秋祭的人數在逐年減少，“當年的受難者逐漸凋零，受難者二代、三代都不愿意參加，記得歷史的人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