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視頻里光著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輟學少年
在關嶺縣，臺球廳成了輟學孩子消磨時光的最好去處 攝影/本報記者 楊寶璐
從貴州安順市到江蘇省常熟市，距離約有1900公里。小韋乘坐大巴花了兩天多時間，幾乎橫跨了中國。
這是他15歲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遠的一段路。今年2月，輟學近兩年的小韋來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這里工作生活了9個多月。
來到常熟這么久，對于這個城市而言，他卻是個陌生人。除了廠房和宿舍以外，他一次也沒有去過其他地方，他不認識路，而且也沒時間出去玩。
像小韋一樣的孩子還有很多，在長長的生產線上，他們的存在是公開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長與他們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據常熟市相關數據統計，自2012年以來，常熟人社部門共查處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
出來的時候，他們都對外面的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單調而繁重的工作卻將他拴在了工廠的縫紉機前。
上班、睡覺、玩游戲，成了他們周而復始的日常，像車輪一樣，碾過他們的青春。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qq空間是為數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內容一成不變：10月10日凌晨1時19分：終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時：下班咯
直到工廠被政府稽查人員敲開之后，這城市的樣子，才一點一點地展現在小韋眼前。
幾天前，梨視頻公布了一段視頻，不少未成年人在常熟的小作坊里當童工。當地政府部門立即展開行動查封作坊，根據北京青年報記者掌握的名單，在找到的10名童工中，有7名來自于云南和貴州，小韋就是其中之一。
從11月22日起，4名孩子被安置在一家酒店里，有政府工作人員全天候陪同，負責他們的飲食起居。在等候父母來接他們的這段時間里，他們就呆在房間里看電視、玩手機游戲。晚上，工作人員則和他們住在一起，偶爾帶他們出去遛遛彎。
這是小韋來常熟以來，第一次這么悠閑自在。在作坊里，他們和自己操作的縫紉機一樣，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在不停地運轉。早晨8點上班，晚上11點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因為是計件工資，小韋每天約要完成800件。在產量面前，老板訂下了嚴格的時間要求。“只有吃飯時可以休息，一般十幾、二十分鐘，不超過半小時。”累了就戴著耳機聽聽歌，手不停，作為流水線上的一顆鉚釘，他停下來，意味著下一環節就會遲滯。
qq空間是他們為數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空間裝飾得很炫，內容卻一成不變：10月10日凌晨1時19分：終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時：下班咯；另外一個孩子小楊則在11月15日怨念道“今天其他廠都放假，就我們廠不放”。
同廠的小劉告訴記者，有時候加班晚了，第二天起不來，老板會去宿舍喊他們，“很多時候上班都是打著迷糊。”每個月，他們只能在1日休息一天，節假日也只有端午可以休息。
沉默，是疲憊生活的常態，本該愛玩愛扎堆兒的孩子們只能自己找樂子。玩手機成了不可替代的娛樂，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會兒游戲，“有時候甚至通宵玩游戲。”小韋告訴記者。正因如此，老板擔心他第二天沒精神，影響生產，會在12點收走手機。
幾乎每個人都有撐不下去的時候，大約在7月時，小韋差點辭職回家。長期的加班讓他覺得有點吃不消——2月份作坊老板馮某去他家，跟他父母商量要招工的時候，他沒想到這工作這么累。父母也沒多想，只是囑咐馮某要照顧好小韋，就由他跟著老板遠走異鄉。
讓他堅持下來的動力，是沒有結算的工資。“走了沒法結賬，扣下的工資就不給了。”小韋介紹說，他們4個“童工”每個月的工資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會支付1000元作為生活費，剩下的等到年底結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擋不住的輟學腳步
在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打工回來的輟學生，往往在班上繞一圈，一些動搖的學生就跟著走了
1900公里以外，在不少小韋的同齡人眼里，這樣的生活，卻是值得艷羨的。
不讀書，就打工。這在小韋的家鄉貴州，幾乎成了一種共識。小韋告訴記者，他還有5個同學也在江蘇打工，工作內容和他差不多。越往鄉鎮走，輟學的情況就越嚴重。
據新華網報道，2015年，貴州省的初中輟學率為1.17%，但真實的情況還要嚴峻。在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一所中學教數學的鄭超（化名）告訴北青報記者，初中剛開學，一個班齊齊整整60多個學生，初一沒結束就走了四五個，初二再走幾個，初三班上就能空出十來個了。到初中畢業時，往往一個班的學生數只有五十個出頭。
和小韋情況類似，這些孩子離開學校，能找到工作的就去打工，找不到工作的就在街頭晃蕩。
這些出去打工的孩子，雖然賺錢不多，但每次回來，都能引進一股二手的“潮流”。
“一年能攢下5000元就不錯了，過年一回來，先買個二手摩托車。”鄭超說。出去的孩子不一定會變成熟，但一定變得“社會氣”。前幾年，他們穿著帶破洞的牛仔褲，燙個殺馬特的發型，往摩托車上架倆低音炮，轟地在縣城的馬路上飆出去，馬達顫抖著怒吼，混合著低音炮功放的音樂，引來昔日同學紛紛注目。
這也是老師們最為緊張的時候。往年，鄭超從來不允許外出打工的學生打扮成這樣出現在教室門口。“有些孩子一看以前的同學打扮成這樣，覺得很拉風，自己也會跟著學。”
往往一個回來，在班上繞一圈，一些動搖的學生就跟著走了。
“學不進去。”小韋告訴記者。小學時，他還是個乖孩子，學習成績也不錯，但上了初中之后開始沉迷于網絡游戲，成績就落了下來。終于，在初一快結束的時候，小韋提出了退學，父母沒勸，“他們知道勸我也沒有用”；學校老師也沒有挽留，“現在的老師哪有勸的，都是隨自己”。
這樣的想法，讓老師們覺得冤枉。
學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聲兩三天不上學，老師打聽到家門上，才知道學生已經出去打工了，還有一次，鄭超發現自己代課的一個班有兩個學生沒有來，問班主任孩子干什么去了，班主任跟他說，“你問這做啥，人家回去結婚去了。”
在縣里另一所中學教八年級語文的李娜（化名）也告訴記者，前段時間，她所帶的班級上就有同班的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雙雙輟學結婚。“他們是娃娃親，現在好像已經懷孕了。”李娜說。
窮并不是輟學的首因
這里沒有那么多連溫飽都滿足不了的窮，在老師們眼里，社會和家庭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差，才是孩子們輟學的原罪
網友對于常熟童工的評價莫衷一是，不少人認為，是貧窮導致了輟學，而到東部發達地區打工，則是為他們打開了另一扇門。
但這種原因，被多位老師否定。 “我們承認，窮是導致一部分學生輟學的原因，但絕對不是主要原因。”多位中學老師向北青報記者強調道，“尤其在縣里，那種溫飽都滿足不了的窮很少。”
語文老師康明（化名）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根據政策，貧困生每年有1250元的補助，分攤下來每學期625元，學校提供一頓免費的午餐，而晚餐也只需要三元。如果節省一點，完全可以解決一個貧困生的溫飽問題。況且，在義務教育階段，所有的學費、書本都是免費的。“我們班上就連自己印的復習資料都不會向貧困生收錢。”鄭超說。
在老師們的眼里，社會和家庭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差，才是導致孩子們輟學的原罪。
“別的地方學生搗蛋，老師有時候會停課讓學生回去反省，在我們這兒從來不敢這么做。”李娜說，在這里，如果讓學生停課反省，相當于就讓他們輟學。“他們會跟家長說，老師不讓我上了。”
為了減少學生輟學，當地的教育部門給學校下達了控輟保學的任務，每當班上有學生輟學時，班主任都會去學生家里反復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幾年前，康明到一個學生的家里家訪，興許是被老師嘮叨得煩了，學生直接操起鐮刀，威脅要砍他。家長在旁邊勸，說的話卻是“老師你看見了吧，我們是真的管不了。他不想讀就不讀了吧”。
這件事情讓康明一直記在心上，伴隨著他從鄉鎮的中學一直來到縣里的中學。
家長們所表現出來的淡漠態度，時常讓老師們有一種無力感。今年3月，李娜帶初三班級，就差三個月就要中考了，學校組織了一次家長會。那一天，李娜專門穿了一身正裝，提前站在講臺上等著，令她難以置信的是，班里一個家長都沒有來。
茫然是孩子的普遍狀態
狹如一線天的升學希望，讓不少家長和學生都質疑讀書的意義。放棄，變成了最容易的選擇
茫然。這是很多這里瀕臨輟學的孩子的普遍狀態，他們不只是不想讀書，事實上，他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沒想過那么多，就是單純想出來。”小韋回憶道，當初離開學校時，他并沒有想過打工自食其力，只是覺得趁年輕出去闖闖、見見世面，比在家里呆著要好。
在關嶺縣，能堅持讀到高中的并不多。李娜告訴記者，今年6月，畢業班500多名學生，只有200多個考上了高中。
“要是能考到全省有名的安順二中，上個好大學，差不多就有保障。”鄭超說。2016年中考，安順二中的分數線是549分，數據顯示，關嶺參加中考的3047名學生中，只有12.83%分數達到了500分以上。
這狹如一線天的希望，讓不少家長和學生都質疑讀書的意義。加之不少學生都是留守兒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著無力輔導學習的爺爺奶奶生活，放棄，變成了面對學業困難時最容易做出的抉擇。
鄭超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老師，因為他從來沒有帶過“重點班”的學生。
而在這里，普通班，差不多就意味著“與高中無緣”。鄭超給北青報記者舉了個例子，他在鄉鎮中學教書時，畢業年級3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夠擠過中考的獨木橋，剩下的學生，都只能在輟學與去職高中選擇。
薄弱的小學階段教育，讓初中老師的課程幾乎上不下去。語文老師說，小學畢業生還分不清聲母韻母，寫不全自己的家庭住址；數學老師則說，初一一上課就蒙了，因為學生乘法除法都還算不清楚。
“很簡單的題，100分的卷子，能考40分就算是可以交待了。”鄭超說。
偶有清醒但乏力的學生找他談心，不安而惶惑，“老師，人家沒讀書的出去打工都能賺那么多錢，我就算讀完初中，又能怎樣呢？”
他只能盡力去安撫這些孩子，盡量用自己的人生經歷來說服他們。“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沒讀書的朋友做對比，至少我現在是個老師，而我的那些沒讀書的朋友們，他們更多是在混日子。”
然而這么漫長的人生經歷，對于年輕的孩子們來講，遙遠得甚至不真實。真實的是網吧里并肩打怪的伙伴，與游戲中的分數和排名。
周日下午五六點，本該是寄宿生返校的時間，北青報記者卻在網吧見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一邊是電腦屏幕照映出來的專注，另一邊則是臺球桌頂燈光照耀下的雀躍。不少人背著書包，但詢問起來，每一個都說自己年滿十八周歲。
出去容易回來就難了
一年年學生來了又去，教書、勸學，康明看不到希望，十來年了，改善不大……
“既缺乏社會道德，又缺乏社會認同感。”康明說，“老師和學生都缺。”
今年是他教書的第13年。這13年里，最讓他自豪的是教出了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學生。但更多的是失落，他初為人師時教的學生，甚至還有服刑的。
但他很少給自己現在的學生講研究生的故事，他把這份榮耀埋在心底，這是作為一名老師隱秘的欣慰與驕傲，“對于大部分孩子來說，這太遙遠，不想給他們太多夠不著的東西。”康明說。
康明最不想在街頭看到自己曾經的學生——去外地，或許還意味著自謀生路，而在街頭晃蕩，則意味著渾渾噩噩地混日子。而學生們也同樣不想看到他。街頭偶遇，總是遠遠地躲開，或者低頭不打招呼就走掉。
見識過世面的小韋尚未想好今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學點計算機技術，小劉則決定補補課，“回去就該上初二了，應該還能跟得上。”
大部分輟學的孩子，離開學校就再也沒有回來。有些家長不甘心，強行把孩子送回學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強回到課堂，能堅持下來的也很少。
2014年，有個家長找到鄭超，求他再收下兒子。“他初一就輟學出去打工了，但學籍一直保留著，現在回來直接跟初三班。”鄭超沒有抱太大希望，“畢竟太遲了。”
但他還是收下了這個學生。考不上高中，考上職高也行。這里一直是重慶職高的重點生源地，不少老師去重慶的職高考察過，“那邊的教育至少比我們領先20年。”老師們說。某些熱門專業，如汽修、計算機和服裝等專業，畢業后的薪資甚至比老師都高，這對于考不上高中的學生來說，莫不是一條好出路。
學生回校之后，鄭超照例找他談話，要求他把“莫西干頭”剃了，稍微努力一下，但僅僅安分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鄭超去學生寢室查寢，這名學生已經翻墻逃了出去。
一年年學生來了又去，教書，勸學，康明看不到希望，“十來年了改善不大”，但又不忍放棄。
剛剛開學兩個多禮拜，張宇（化名）就坐不住了。沒等老師對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就開始曠課。勉強挨到11月，便再也不肯去學校。
沒人知道他家在哪兒，康明按照同班同學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張宇的母親。康明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張宇的父親嗜賭，全家只依靠母親擺攤來維持生計。全家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初中畢業，張宇是最小的一個。
張宇的年齡實在太小，連打工都沒處去，只得在街上逛蕩，去網吧打游戲。母親不給他零花錢，但他從不缺錢，在紹興打工的大哥，一給就是幾百元。
張母對街上網吧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對自己兒子更深。她帶著記者去網吧找兒子，網吧管理員都認識她。但張宇不在網吧，她不知道兒子還喜歡去哪兒，也不知道兒子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甚至連兒子的手機號碼都不知道。
母子最近一次交流，是她勸兒子回去讀書，氣急了，她抄起一根鐵棍往兒子身上打去，張宇還了手，撞碎了街邊賣小吃的小推車的玻璃，到現在，她的后腦還在疼。（記者 楊寶璐 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