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汪國真去世的消息在網絡上蔓延開來：緬懷者連引佳句、不吝贊美之詞；批判者則討伐九十年代的“汪國真熱”壞了一個時代的品位。但是無論褒貶，從朋友圈鋪天蓋地的刷屏看來，汪國真無疑影響了一代人的青春。
記者聯系汪國真工作室，證實汪國真當日凌晨兩時許去世，享年59歲。
2013年前后，詩人大衛和汪國真出差東北，當地詩歌愛好者找來十五本詩集，要汪簽名。結果發現，這些詩集全是盜版書。汪國真哭笑不得，但還是簽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大衛最近一次得知汪國真的消息，卻是他離世的噩耗。
十天前，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王能憲去醫院看望汪國真，汪只能用點頭的方式來回應問候。“他得了肝癌晚期，還有肺炎等多器官并發癥。”一直游移在主流詩壇之外的詩人，以死亡最后一次走進了公眾視野。
汪詩被質疑無生命力，卻盜版橫行
1990年，汪國真出版第一部詩集《年輕的潮》，正版發行量超過60萬冊。他的詩歌受到青年人的喜愛，被廣為傳抄，掀起了一股“汪國真旋風”，甚至打工群體也曾組織朗誦汪國真的詩。“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成為響亮的“宣言”或贈語。
在大衛看來，汪國真填補了朦朧詩之后詩歌的一個空白，是時代的代表性詩人。不過，亦有很多批評聲音，認為他的詩“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甚至被稱作“賀卡語文”、“心靈桑拿”，并無長久生命力。
質疑沒有阻擋汪國真詩歌的流行，不僅如此，盜版層出不窮，有時甚至把名字印成了“江同真”。“詩集被盜版，對詩人來說，不是一件壞事情。”大衛說。
汪國真認為，盜版是最好的獎牌。“沒有生命力，為什么從1990年到現在，我的詩被連續盜版了18年？”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汪國真說。
未被主流詩壇接納，多名評論家不予置評
1980年代中后期，汪國真尚未成名時，《詩刊》編輯朱先樹和他交往頗多。“汪國真寫的詩在中學生中影響較大，但我跟你說真話，詩歌圈子里的人不太把他當回事兒。”朱先樹說。汪國真請朱先樹為自己寫評論，朱沒有動筆。
汪國真去世后，網絡上就地分為多個“派別”：一派讀過汪詩，以此懷念青春；一派進行批評，認為汪詩膚淺、是“心靈雞湯”；還有一派，從未讀過汪國真的詩，卻展開激烈的討伐。詩人王久辛認為，汪詩有三個精神特征“青春”、“勵志”、“溫暖”，“對于高中生與大一、大二的學生，是有意義的”。
與此同時，主流詩壇沉默以對。記者聯系多位評論家，有的不接受采訪，有的說“這沒什么好談的”，有的“學院派”詩評家干脆掛斷記者電話。
詩人郁蔥曾編發過汪國真的詩，他覺得，汪國真“對生活的深度理解，對情感的表達和對詩歌形式的認識與主流詩壇有差異，他這些年的確游離于主流詩壇之外”。詩評家耿占春則認為：“詩歌要探討情感、經驗更復雜的層面，不是一個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會化的情感。所以，汪國真的詩歌雖然為青年群體所需要，但詩歌界一直保持距離，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離。”
評價與爭議
李蝴蝶（詩人、劇作家）：
汪國真和泰戈爾有相通之處
汪國真是第一個把詩歌帶給我的人，那是在90年代初期，我在讀高中，抒情詩非常流行。其實汪國真的詩和泰戈爾的詩在精神旨要上有相通之處，都高超不到哪去，只表達一種大眾層面的自我抒情。泰戈爾曾在自己國家也不受重視，被認為這種平民的抒情詩和國家命運沒有關聯。我并不是多么喜歡汪國真，而是覺得，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氣氛后，原先充斥在詩歌或其他文學作品中那種國家命運、精神傷痕和理想迷茫等主題都漸漸消失了，汪國真詩歌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心態的復蘇。即使他算不上偉大，也看到了時代的潛流。
我不希望文學、詩歌就像一個圣殿一樣遙不可及，不希望一個人只有獲得了進入文學史的資格、成為一個文學的圣人才能去寫詩。詩歌和各種文學的種類非常多，遠遠超出文學史的范疇。
嚴彬（青年詩人）：
汪國真的詩能浸潤普通大眾的心靈
我讀過汪國真那些格言式的詩，但他對我的詩歌寫作基本沒產生過影響。從閱讀層面來說，汪國真那種格言風格的詩歌，可能還是能浸潤普通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心靈。其實有一些年紀比我大的詩人，他們都承認汪國真對他們產生過影響。《十月》的某編輯曾說，我們現在很多詩人都嘲笑汪國真的詩，但是五十年以后可能留存下來的依然是汪國真的。
但是留存下來的詩歌不一定是好的。大眾能接受的東西，都是最直觀的、能和一個人的生活經歷相關的東西。比如說汪的詩句“快樂是人生的驛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任何人都可以毫無障礙地接受。九十年代初中國的文藝思潮還處于啟蒙階段，各種淺顯的東西更容易流行起來。雖然在詩歌技藝上比較粗糙直白，但汪國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影響過那么多的人，這是無法否認的。
歐陽江河（詩人）：
汪國真的詩，全都是“假詩”
僅就詩歌而言，汪國真的寫作，對中國當代詩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礙。我認為最不是詩歌的東西，而他在寫，這完全是對詩歌的一種毒害。如果因為汪國真的詩歌曾經擁有很多讀者，就以此來定義我們對詩歌的品位的話，這簡直就是對整個詩歌智識層面的一種羞辱。我和汪國真對詩歌的判斷是徹底不同的，他認為是詩歌的那些東西中體現的所謂時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勵志等，我認為是拼湊出來的“假詩”。
而我們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種四不像的東西，這是對學生的一種毒害，從小學時起就會有樹立起一種“惡趣味”的危險。
現在大家一提詩人，就回到過去，可是“過去”又不夠遠，沒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時代，而是回到了汪國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時代，以此來塑造我們的詩歌趣味、價值觀乃至生命質量，所以我們的詩歌不能和漢語的當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稱為和汪國真是同一個時代、使用同一種語言的詩人。（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柏琳）